文| 姚超良

 

　　父親是一個話不多的人。一生都是如此。

 

　　兒時的記憶不多，因為他多年在外地工作，或在外國留學。第一次有印象是他從前蘇聯留學回國，給我們兄弟倆帶了一輛兒童自行車和一輛消防車玩具。在那物質貧乏的年代，已是無上的奢侈了。

 

　　小學中學是在武漢大學的附屬學校中度過的。父親在那時永遠的印象是永遠在工作。文革中在武大在沙陽縣的農場喂豬是工作，做武大文革中的鞭炮廠廠長是工作，教工農兵學員初中數學是工作，改革開放后開創武大環境科學系也是工作……在他能運用俄語和英語做工作語言后，在50 多歲后又開始學習德文。這種堅持學習的習慣他終身未停。我對工作和學習的執著有很大程度受了他的影響。

 

　　我中學后文革下鄉，遠離武漢。一年回家一次，七八小時路程，見父親更少。我爺爺過世，雖然他是長子， 我是長孫，他仍未通知我借機回武漢回老家一趟。之后說是為了不讓我在農村擔心分心。這種上有老下有小肩負重任的感覺，我也是很多年后才有體會。

 

　　上大學學的是父親的同一個專業。也上過他的課。見面機會多了，才知道他也是一位真正的教師，課堂上話不斷語不停，不時也加入小有風趣的玩笑，一小時轉眼就過了。這讓我看到了他的多語的一面。也算是例外吧。

 

　　問了我的其他朋友對我父親的印象：“印象中的姚老師的確話語不多，但總是面帶微笑和藹可親，總是忙于教學和科研”.

 

　　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他自以為自豪的是他在家庭父母的強烈反對之下，遠離家鄉勤工儉學讀了大學。并在早年成為了引人自豪的國務院公務員后，又去做了一個教書匠。之后留蘇讀研已是后話了。

 

　　教書育人是父親一輩子的人生追求，勤學執著鉆研是他人生的座右銘。他一生幫助了數個兄弟姐妹和鄉鄰的窮親戚讀書上學。為了教好一節課，開發一個好課題，他大量閱讀國內外文件，家中有無數的文摘卡和教學卡。我有機會和他在美在一個大學研究中心實驗室工作。每天進了實驗室，他在儀器前一坐就是一天。那時在國內，他已有了自己的研究生團隊了。他在美國做訪問教授時發表的兩片文章，我也是共同作者之一。這也是我一生有機會和父親一起工作的唯一一段時間。文章也成了永久的記憶了。

 

　　不能說父親沒有一點其他愛好。兒時偶爾也會聽他拉拉小提琴和二胡。他喜愛的曲子有劉天華的“病中吟”.他自己也吹牛說會拉手風琴。家中無，也無法考證了。

 

　　很多人說每人父親是兒時頭上的光環。小孩兒時愿意比誰的老爸如何如何。這種光環隨著年紀的增長而褪色。父親未為我的兒時生活加色加彩。但他對工作和學習的態度是對我的最大影響。我終身受用。

 

　　2015 年2 月19 日羊年春節于武漢大學

 

　　（今天是父親的七七忌日，以此短文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