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前的今天，1964年10月16日，我國自行制造的第一顆原子彈在西部地區爆炸成功。背后的功臣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都不為人知，隱身歷史。

 

被譽為我國放射化學奠基人的楊承宗也是其中的一位。71年前，他毅然離法歸國，投身新中國剛剛起步的放射化學研究事業。

 

“楊先生說，他要捐獻自己的遺體。”

2011年5月27日，北京醫院，楊承宗的兒女們剛剛最后送別父親，就有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員敲門進來。得知來人是接受遺體捐贈的，眼淚未干的他們一愣。

“楊先生希望遺體可供醫學和放射化學研究。他說：‘我吃了一輩子放射線，卻還能健康活到100歲，肯定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楊家兒女們一對望，這話應該是自家老爺子說的沒錯了。

年輕的楊承宗。

晚年的楊承宗。

這副100歲的身軀，的確“吃”過很多放射線。

在國內獨自打理鐳學研究所每個放射源，留學巴黎跟隨約里奧-居里夫人挑戰各種實驗，將鐳標準源揣進萬里行囊漂洋過海，用寬厚的肩和背為學生遮擋射線，坐著伊爾-14運輸機扎進強放射煙云收集美軍核爆微塵，也僅靠一只眼牢牢“盯著”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必需的鈾原料“出爐”……

那些帶著強放射性的礦物標本，普通人一聽就要躲開，卻是他眼里的寶貝。他親手用鉛皮把它們裹好、藏好，最著緊的就收在自己辦公室桌子最下面的抽屜里。同行聞名前來索求，他還要不動聲色先考察對方是否值得托付。

他想捐遺體，兒女們并不意外。

1 13只箱子與1句話

楊家兒女5個，離家獨立之時，無一例外都得到同樣的饋贈——購自巴黎，超大又結實的鐵皮箱子。

這些箱子如今已成父親留下的“最佳遺產”。

今年8月一個酷熱的午后，在北京中關村黃莊小區，《中國科學報》記者見到了楊承宗三女兒細心保存的其中兩只箱子。

兩只大箱子摞在一起足有1米高，歲月早已磨去外覆膠布原本的色澤，但緊箍箱體的每一根細木條依舊平整，每一處鐵皮、鉚釘和羊皮包邊仍堅守崗位。

楊承宗三女兒保存的箱子。

拖著滿滿13只大箱子，71年前，楊承宗從巴黎搭乘火車到馬賽，迎著熱辣微咸的海風，踏上歸程。

除了給老父嘗鮮的一瓶白蘭地和給妻子挑選的一塊布料，他已沒有多余的錢給4個孩子買一件像樣的禮物。

他把全副精神和家當都拿來置辦“原子能行裝”：放化實驗器材、鈾礦標本、化合物、資料，不少名列對華禁運清單。

那時是1951年，朝鮮戰爭第二年。不利的戰局，讓美國不時向中國拋出“考慮使用原子彈”的恫嚇。

站在甲板上，楊承宗發現乘客中混雜著前去支援美軍的法國士兵，他轉頭凝望起伏的海浪，思緒上下紛飛。

他還記得拿到錢三強從國內輾轉托人送來的5000美元“巨款”時的激動。美金的霉味讓人不禁猜想其藏在庫洞的年頭。

他在法國、英國、瑞士多國奔走，精打細算，買個不停。當10多個大箱子堆在樓道，看門人說：“楊，你是要把整個巴黎買回去吧？”

后來，5000美元中的2000美元被收回改為他用，雖知家中困頓，他還是毫不猶豫把在法國省吃儉用的積蓄全部“挪作”公款。

為了找鈾礦時用得上，他向實驗室免費要了10克碳酸鋇鐳標準源。導師伊蓮娜·約里奧-居里夫人驚訝于他的貪心，這可是按毫克計價的戰略物資啊。他憨憨一笑：“我們國家地方大人多，各省一分，就沒多少了。”

一想起導師，1947年初見到這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的欣喜還仿若昨天。居里實驗室現任掌門人和照片上她的母親——老居里夫人看起來一模一樣。導師面容清癯，深邃的目光望向他：“你是鄭大章的學生？我們對鄭先生，對中國人一向感覺很好。”

在居里實驗室期間的楊承宗。

將放射化學引入中國的鄭大章是老居里夫人分外賞識的嫡傳弟子，曾堅拒漢奸提供的偽教育部部長職位。楊承宗忘不了1941年8月，他去探望抱病寄身蘇州老家破舊祠堂的鄭大章，卻驚聞37歲的老師剛驟然離世，在焚燒逝者衣物騰起的煙霧里，如遭五雷轟頂的他淚如雨下。

一身學識來不及施展的老師寂寂殞命已整整十年，楊承宗不禁輕輕念道：鄭先生，我從居里實驗室學成回來了。

在被稱為放射化學殿堂的居里實驗室，楊承宗以過人的實驗能力出名。他成功研究出分離鑭系元素與錒系元素的離子交換方法，那是當時放射化學最前沿的課題之一，后來逐漸發展成為中國乃至世界從礦石中提取鈾的普遍方法。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開出了555350法郎年薪加補貼的續約合同（約合月薪1000多美元），但他接到錢三強的電報，欣然接受了每月1000斤小米的工資。

他的博士論文被評為最優秀級。在為他舉辦的祝賀酒會上，居里實驗室的學者們按照慣例，用平底燒杯盛滿香檳。身著長裙的約里奧－居里夫人笑盈盈舉杯：“為了中國的放射化學！”

約里奧-居里夫人祝賀楊承宗獲得博士學位。

導師欣賞他的選擇，動用人脈幫他買到被禁運的原子能器材。她還說：“楊，實驗室的鑰匙就不要交還了，居里實驗室的大門永遠向你敞開！”

離開巴黎之前，約里奧－居里先生特意約見他。這位與妻子同獲諾獎、在反法西斯斗爭中書寫傳奇的法國共產黨員，說了一句讓他心口一震的話：

“你回去轉告毛澤東，你們要保衛世界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彈！”

約里奧-居里先生又揮舞手臂說：“原子彈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們有自己的科學家，錢（三強）呀、你呀、錢的夫人（何澤慧）呀、汪（汪德昭）呀。”

2 漸漸粗起來的“腿”

楊承宗與錢三強在巴黎見第一面時，還沒恢復元氣的法國物資匱乏，楊承宗便把來法國路上購買的巴勒斯坦甜橙傾囊相贈。橙子太香太稀罕，歡喜得錢三強用報紙包了拿包袱皮裝了，又脫下大衣裹了才敢帶回家。

北京再相見，楊承宗依舊帶來驚喜——一堆沉甸甸的箱子，還有更沉甸甸的一句話。

時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簡稱近代物理所）所長的錢三強馬上表示將向高層匯報，并叮囑他要保密，“連妻子也不能說”。

楊承宗鄭重點頭，更知錢三強對自己的期待何止于帶回的器材。

“核物理和放射化學是我們的兩條腿。我們是一條腿粗，一條腿細。”這話錢三強說過不止一次。1951年，我國已有一些從事核物理研究的科研人員，且有幾位國際知名專家，但從事放射化學的卻是鳳毛麟角。

好在楊承宗回來了。

楊承宗和趙忠堯、王淦昌、彭桓武一起，成為近代物理所四個研究大組的主任。

為了避免和英國歸來的楊澄中名字諧音帶來不便，彭桓武提議用“法楊”和“英楊”區分他們。“法楊”是近代物理所唯一研究放射化學的科學家。

楊承宗收到兩架搖擺式天平和兩只白金坩堝，這是錢三強親自跑遍北京買給他的“見面禮”。可惜他一用便知，三強被騙，白金坩堝摻假了。

他早就清楚，沒有反應堆和加速器，在居里實驗室從事的前沿研究只能中斷，國家更需要他從放射化學最最基礎的環節做起。

簡陋的條件，像極了老居里夫人在世時提煉鈾礦石的場景。他帶著兩名大學畢業生，用錘子敲碎了珍藏十多年的剛果瀝青鈾礦標本，磨細、過篩、溶解、沉淀……

從各地名校畢業生中選拔出來的佼佼者，開始一撥撥來到近代物理所，年輕人熱血萌動、求知若渴。楊承宗自己編了教材開起培訓班，用吳儂口音慢聲慢語、條理分明地講解鈾系、錒系、母體、子體、衰變、裂變……

北大和清華也請他每周授課，劉元方、朱永（貝睿）、王大中等后來的兩院院士都從他這里獲得放射化學的啟蒙。

當時的中關村，農田一望無邊看不到人，保安人員還需佩槍防狼。在這里，新中國第一個放射化學實驗室——放化小樓建成。從整體防護方案到放化實驗坐的凳子，楊承宗都親自設計。

二女兒家雷曾噘嘴說，“小樓”在爸爸心里，比兒女還親呢。

楊承宗喜歡悄悄走進小樓，站到學生身后，先無聲觀察，再出言指導。他常調取實驗記錄本，像改小學生作文一樣，把做得不好的、記錄不清的、下一步該做的，寫得密密麻麻。

但學生實驗犯錯，即使器材沖到了天花板上，他也從不呵斥，他喜歡點到即止。

小樓中走出我國原子能科學的不少中堅力量，半個世紀后他們猶記小樓里的春風化雨。王方定院士翻看當年的批注仍會嘴角翹起，仍記得每次被人說太瘦弱而自卑，只要楊先生在場必定出言護犢。

截至1955年，僅在物理所（近代物理所1953年更名為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從事放射化學的人員就由最初的3人增至42人。

新中國放射化學的“腿”，肉眼可見逐漸“粗”了起來。

3 來自鐳的傷害

但是，缺乏放射性物質卻要研究放射化學，沒有中子資源而要研究中子物理，終是中國科學家們要面對的現實。

1952年下半年，同事告知楊承宗，協和醫院有一套被日軍破壞的提氡裝置，如能修復，既能解除放射危害，又能為新中國制備出科研急需的第一個中子源。只是，當時根本找不到防護裝備。

楊承宗一進地下室就看到，整個玻璃真空系統和盛裝鐳溶液的玻璃瓶脆化并呈半透明紫黑色，原本白亮的白金催化器發黑，汞因多年敞放而暗濁。污染早已從地下室彌漫到樓上去。

修復花費了他和兩名助手及玻璃工數月。

其中最為危險和困難的一項工作，是將盛裝鐳溶液的玻璃瓶重新與整個系統連接，必須打開保險柜，在鐳溶液高強放射性的直接照射下，進行玻璃熔接。

楊承宗清楚，這項工作太危險，如讓年輕人做，會對他們20多歲的身體和今后的人生造成難以預知的影響。42歲的他覺得，這件事只能親自動手，他會盡量速戰速決。

他叮囑助手，不可站在他旁邊，只能站在他背后幫忙，這樣他的肩和背可以盡量幫他們擋去一部分放射線。

他屏住呼吸，打開保險柜，用平素做實驗的一雙巧手迅速完成熔接和密封，修復一舉成功。

危險解除，中子源很快制好。

但楊承宗之后的人生也付出沉重代價。不久，他過于接近強放射源的右眼出現熒光，視力逐漸惡化。

老居里夫人就死于放射性暴露帶來的再生障礙性貧血。在居里實驗室，楊承宗看多了面如鮮花的大學生一年后臉色就變蠟黃。

對危險早有覺悟的他，什么也沒有說。

4 為原子彈“加鈾”

1955年夏，楊承宗應邀到中南海紫光閣。宴會上，蘇聯專家對他恭敬地說：“您是我們老師在巴黎時的學友，我們稱呼您，要加一個‘大’字，您是大專家。”

送走蘇聯專家后，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毅搖著芭蕉扇對中國科學家們笑道：“幾天前，周總理接見蘇聯專家時，有個專家對總理說，‘紫光閣下沒有原子能’，他笑我無人。今天，我就要在紫光閣下宴請諸位，讓他們看看紫光閣下到底有沒有原子能。”

陳毅激動的語氣讓楊承宗豁然開朗。聘書接踵而至，他的工作也異常忙碌起來。

1961年春，乍暖還寒時候，第二機械工業部（簡稱二機部）部長劉杰親自點將，請楊承宗擔任二機部五所（鈾礦選冶研究所）副所長，主持業務工作，頂替突然撤走的蘇聯專家組。一周前剛把檔案調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簡稱中國科大）、擔任放射化學和輻射化學系主任的楊承宗，急忙把工作重心轉到五所。

節骨眼上他右眼眼疾爆發。國家使命要緊，他不得不推遲手術。雖然后來連做兩次手術勉強彌補，但手術并發癥使得右眼漸漸變得僅存光感。 

楊承宗無暇自憐。他只有一個想法：“大的事情國家拿主意；不大不小的事，三強他們去搞；放射化學這方面，我會盡我的力量。”

就像幾年前猶太商人向中國政府兜售濃縮鈾礦石，他緊急受命用實驗證明礦石有假一樣，當時錢三強說：“政治上我負責，放射化學你負責。”他笑著回應：“好。”

五所此時承擔的任務是原子彈鈾原料的前處理。

時間很緊張。美國僅靠200桶剛果瀝青鈾礦就搞定一顆原子彈所需核燃料，但在貧鈾的中國，鈾礦中僅得萬分之幾的鈾，加之鈾235在鈾中只占千分之7，為一個原子彈備好鈾235，就要處理上百萬噸礦石。

原子彈對鈾原料純度要求又極高，雜質含量不能超過0.00001%，個別元素甚至不能超過0.000001%。要進行分析分離，沒有現成設備。

可楊承宗接手時的五所，原本人數眾多的蘇聯專家組一走，科研秩序混亂，人心渙散，廢礦渣、鈾礦石和垃圾到處堆放，是員工們口中的破舊工地。

“五所不用照搬蘇聯的工藝流程，我們可以放手按照自己的想法干了。這樣也好，壞事變好事！”他這樣對自己說，也這樣對五所職工說。

楊承宗一點點扭轉五所局面。他親手改良實驗裝置，整飭科研秩序；從中科院調來弟子骨干，去名校挑選人才；讓全所職工“內卷”起比學專業知識的風氣；帶領大家45個晝夜就建起中國第一個二氧化鈾冶煉廠……

靠著一只眼睛的視力，楊承宗每年要審定上百份科研報告，確定攻關方向、發現重要問題。下屬都曉得他為人寬厚，對工作卻極其嚴苛。“科研報告送到楊所長那里，總是提心吊膽，怕被要求重寫。”

楊承宗帶著平均不到30歲的隊伍，將生產流程大為縮減，純化程度大幅提高，還針對20多種微量雜質元素，建起一整套金屬鈾的質檢方法。

2.5噸純鈾化合物交給國家時，比預期提前3個月。

1964年10月16日下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震撼了美國遍布世界的監測探頭。當晚10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連續播送消息，天安門廣場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夜歡慶。

楊承宗卻在呼呼大睡。

他和五所同事一起，提前被大客車拉到二七劇場，精彩的電影一部接一部，困極的他們回到五所倒頭就睡。

原來是二機部怕超負荷工作的五所人半夜興奮過度出事，特意將他們的狂喜“延遲”到白天。

狂喜之外，楊承宗獨自品味那份還在保密的成就感：約里奧-居里先生讓他帶的話成真了！中國有了自己的原子彈，美國再也無法對中國實施核訛詐！他不僅是帶話人，也是成事者之一。

1996年，楊承宗（左三）與汪家鼎、陳佳洱、何澤慧等考察核試驗基地。

他繼續倡導“堆浸法”提鈾，幾十年后，他首提的這一方法成為行業主流。

他也開始為中國鈾工業布局新的核燃料——釷。在他心中，1500人的五所不應滿足于國內一流，而應提早轉型，爭取成為像美國阿貢實驗室那樣的大型綜合性研究機構。

然而，一場“文革”讓他的宏愿成為泡影。右眼眼疾再次惡化，并因隨之而來的動蕩再也沒能治愈。糟糕的是，左眼也并發白內障。

楊承宗眼前的世界，慢慢灰暗下來。

5 為年輕人尋找光明

在1969年冬天凜冽的寒風中，中國科大搬到合肥。楊承宗離開了奮斗近9年、讓他施展平生所學如魚得水的五所，帶著體弱的妻子跟隨中國科大舉家南下。

他心中總有火苗不滅，在合肥幾易其稿寫出37頁的規劃，想將放射化學專業的研究范疇涵蓋到核燃料循環的方方面面。身處逆境還有此雄心，皆源自他對放射化學一生的癡迷熱愛。但是，因當時各種客觀條件所限，中國科大的放射化學專業在1973年被迫停止招生。這是楊承宗最不愿意看到的錐心一幕——這是他為之付出畢生精力甚至一只眼睛的學科啊。

沒人知道楊承宗是如何度過這段難熬的時光的。旁人看得到的，是他轉而全力為年輕人“加鈾”。

1974年，他的學生祝振鑫在京與同事翻譯了荷蘭學者所著的《鈾化學》，出版社要求請一位著名專業學者校對一遍。

那年暑假，楊承宗從合肥來到北京，擠在二女兒家雷三代同堂的蝸居里，每天拿著放大鏡，趴在小書桌上，瞇著眼睛，揮汗如雨，逐字校對16萬字的書稿。

400多頁的書稿，他不僅在每頁都標出多處修改的地方，還另外寫了33頁紙，把錯誤、修改的理由，以及初譯者把握不準的一些介詞、前置詞和習慣用語的正確用法都一一列舉出來。

當從勞動農場騎車30多公里趕過來的祝振鑫看到書稿時，不知道說什么好，他能帶給老師的禮物唯有一書包的老玉米棒子。

楊承宗用爽朗的笑聲打消學生的尷尬。一身是汗的他，堅持親自給同樣一身是汗的學生扇扇子，啃著玉米還夸贊說：“好久沒有吃到這么好吃的玉米啦！”

1978年，楊承宗被任命為中國科大副校長。

為了保留下來的輻射化學專業長遠發展，楊承宗向學校提出從國外購買大鈷源的申請，很快得到批準。

他自己吃過很多放射線，一心想為后輩打造萬無一失的保護傘。

他對鈷源室的安全建設提出很多要求，到了幾乎苛刻的地步。他總說“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一定要保證絕對安全”，最后的驗收也是他親自把關。

直到今天，38歲的中國科大鈷源輻照裝置依然每天迎接前來做實驗的師生，成果產出不斷。

在合肥，幾近古稀之年的楊承宗還干了一件開全國之先河的事。

1979年，一次會議上，有代表說孩子只差0.2分沒考上大學。這讓楊承宗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想，能否在不增加國家負擔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安徽高校現有師資、設備，創辦一所自費走讀大學？

他的想法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1980年，全國第一所新型模式的大學——以聯合辦學、自費走讀、不包分配、擇優推薦為辦學方針的合肥聯合大學成立了。楊承宗被任命為首任校長。一時間，全國各地紛紛叫好競相仿效。

當時他的右眼已看不見，左眼白內障逐年嚴重，醫生要求他耐心等待白內障成熟方可手術，他年年滿懷希望來京問診又失望而歸，看材料時眼睛幾乎貼到放大鏡上。

就在眼前一片灰蒙蒙的世界中，他種桃種李種下春風，為大量年輕人打開了人生閃亮的新窗口。

楊承宗堅持靠左眼僅存的視力工作。

6 法楊公何事這樣開心

為了繼續工作，視力越來越差的楊承宗有的是辦法：身體硬朗的他提前用上拐杖防摔，把家里的燈泡都換成100瓦增加采光，在每個房間都準備好幾只高倍放大鏡隨手可用，兜里揣好幾副不同度數的眼鏡隨時切換……

而孩子們最佩服父親的是，他不僅在失去一只眼睛后依舊灑脫，在雙眼幾乎失明時仍能笑聲朗朗。

楊承宗的笑聲一直極富感染力。住在中關村特樓一層時，孩子們好幾次聽到敲門聲去開門，來人都說沒事，只因路過窗口聽到法楊公開懷大笑，想知道法楊公何事這樣開心呢。

其實靠他一人工資度日的大家庭長年捉襟見肘。回國時他沒討要自己的墊款，為了還家中舊債悄悄賣掉心愛的相機和手表。雖然訂購全家過冬必備的棉襖需向王淦昌借錢，他還是會帶著孩子們苦中作樂。

從合肥徹底退休后，對于能重回中關村老樓他非常滿足。一年冬天，回國看他的家雷說房間冷得受不了，他卻哈哈一笑，掀起棉襖，得意地展示自己的小發明——用寬布條把里面的棉背心圈圈綁緊在腰身上，他說這樣就暖和了。

令他開心的是，左眼接受白內障手術后，幾十年來灰暗的世界重又明亮美麗。

視力恢復后楊承宗曾受邀重回巴黎。當年他在巴黎帶的女學生莫妮卡·帕杰斯已是居里實驗室主任。拿出約里奧-居里夫人1951年讓他帶走的那枚鑰匙時，他露出了孩子般的天真笑容。

他一直抱有濃濃的居里情懷。在他離開法國后沒幾年，伊蓮娜·約里奧-居里和母親一樣，也因與放射線暴露有關的血液病去世，但伊蓮娜的女兒和女婿又接過了祖父母和父母的衣缽。

比起兩代居里夫人的犧牲，失去一只眼睛的他覺得自己很健康。生命后20年他依舊笑口常開，唯一一次勃然大怒，是一個經他推薦出國進修回來的學生告訴他，妻子現在配不上自己了。

楊承宗的妻子趙隨元為照顧大家庭放棄了工作任勞任怨，到合肥后癱瘓16年，楊承宗始終不離不棄。他習慣了做實驗的手每天嫻熟操作針管、酒精燈和試劑試紙，白天為妻子測血糖值，晚上幫妻子翻身。

他就這樣隱入平凡。歲月無聲，大雪無痕。

直到1999年，張勁夫發表了著名的《請歷史記住他們》一文，點名提到“法楊”的貢獻，楊承宗在“兩彈一星”中的工作才為世人知曉。而在此之前，因為人事檔案關系等種種原因，五所人都有的嘉獎他沒有；很多同事和學生都評上了院士，他卻無緣。

當被來訪者問起這些往事，九旬老人飽經歲月的臉上，笑容一如既往地清澈而溫暖，他的回答非常簡單——“事情做出來就好了，別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他生逢亂世，即使到了晚年，仍難忘記在戰亂中看到的塞滿整個車廂的同胞尸體。他覺得為祖國今天的安定奉獻了“不大的本領”和“全部的精力”，已問心無愧。

但年近期頤他還是閑不下來。

SARS肆虐時，92歲的他心急如焚，翻閱資料、畫圖設計，研究用放射線殺滅病毒的辦法；99歲時，他成天琢磨如何用放射性示蹤原子的方法測定中藥有效成分；在醫院的最后時光，他和學生碎碎念叨的還是碳-14。

所以，對于父親希望這具肉體消亡前再為科學做點實質性貢獻，兒女們不意外。

不可負平生所學，永遠想國家之所想，這種停不下來的習慣，如同放射線一般，已深入他的骨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