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新雅書院院長、中山大學逸仙講座教授甘陽發問：假如17年后，北京大學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講師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魯、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學培養的博士所組成，而與此同時北京大學自己培養的博士則只能去中國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學任教，試問那時的北京大學是變成了世界一流大學，還是變成了中國的二流或三流大學?

我以為中國的大學改革實際正在出現一種危險的傾向。這種危險就是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下，實際卻可能恰恰在把中國的大學變成注定只能成為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學。

原因在于，目前對所謂“世界一流大學”的理解是相當似是而非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因此一些改革方案的設計往往從一開始就犯了方向性的錯誤。

且讓我們現在以一種假設情況來提出問題。以中國現在的一流大學例如北京大學為例，假如17年后，北京大學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講師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魯、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學培養的博士所組成，而與此同時北京大學自己培養的博士則只能去中國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學任教，試問那時的北京大學是變成了世界一流大學，還是變成了中國的二流或三流大學？

答案自然是后者，即北京大學不但沒有變成世界一流大學，反而變成了中國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學。因為這種情況實際意味著，北京大學自己培養的博士不但沒有升值，反而越來越貶值，越來越不值錢。

很簡單地說，大學的根本使命就是培養人才，所謂世界一流大學就是它能培養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如果某大學僅僅能以高薪聘請別家大學培養出來的人才，卻永遠在自家大學里培養不出同等甚至更好的相應人才，那么這家大學就永遠是三流大學，它的所有投資都是失敗的，因為它只有投入，沒有產出，或者是高投入低產出。

我們現在因此不妨提出三種不同的可能情況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由于我們現在是討論高等教育的問題，因此我們這里暫時只考慮大學培養的今后從事高等教育的人才。

第一種可能情況是，17年后北京大學本身培養的博士越來越吃香，受到哈佛和牛津等世界一流大學的競相聘請，亦即以“北大博士”這一學術資格就可以成為哈佛教授或牛津教授等的越來越多，那么我們大概可以說，北京大學開始進入了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

第二種可能情況是，17年后以“北京大學博士”的學術資格而直接受到哈佛和牛津等國外一流大學聘請擔任教授的仍然很少或幾乎沒有，但以“北京大學博士”這一資格在中國本土一流大學任教的比例在國內仍然名列前茅；這種情況有可能表明北大仍未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但至少可以肯定，即北大仍然是中國的一流大學；

第三種則是，17年后“北大博士”的資格不但不足以在哈佛和牛津等國外一流大學得到聘請，甚至也已經得不到中國國內一流大學的聘請，而只有資格在中國的二流和三流大學任教，那么這就只能意味著，北大下滑成了中國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學。這就象假如哈佛的博士今后都只能去美國州立大學任教，那么哈佛也就下降到州立大學水平了。

我們現在因此不能不問，北京大學現在宣稱的在“十七年左右達到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到底是什么目標？如果北大的目標是要達到上述第一種情況，即在十七年內造就越來越多的“北大博士”直接成為哈佛教授或牛津教授，那么至少有志氣，唯一問題是北大通過什么制度來達到這個目標。但如果北大說，這種目標是不可能的，不要說十七年，甚至七十年都不可能，那就奇怪了，如果這是不可能的，那么北大所謂“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到底是什么目標？

我們必須強調，“世界一流大學”的真正標準是這大學培養的最高學位如博士是世界一流的，其他標準都不是真正的標準。美國有很多非常好的liberalcollege，培養最好的本科生，但不會稱“世界一流大學”，人家根本就不屑這種空洞名號。又如果光是以生產論文數量質量為標準，那不如大力擴充辦好中國的科學院和社科院體制，專事研究和寫論文，何必浪費精神辦大學，反正學生再培養也不成材，因為只能去二流三流大學教書。

北京大學如果不是以上述第一種情況為自己的目標，今后實在沒有必要喊什么“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口號，因為這種口號只能誤導北大自己。這種誤導就在于北大根本沒有想過要達到上述第一種情況，卻事先排除上述第二種情況，最后結果恰恰只能是淪落到上述第三種情況，即造成北大自己培養的“北大博士”越來越貶值。

立足“華人大學的理念”改革北大

有人一定會反駁說，如果北京大學今后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講師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魯、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學培養的博士所組成，那么由這樣的北大教師隊伍培養的北大博士自然也應該是最好的，怎么會反而貶值呢？

我們說，這只是想當然的看法。因為如果北大以及全中國的一流大學都走上了“留美近親繁殖”道路(為行文簡便，以下用“留美”泛指所有留學)，亦即如果北大等先天地認定北大教師聘任首先考慮留美博士，那么所有北大本科生自然就明白，讀北大博士是絕對沒有前途的，是低人一等甚至三等的。

從“華人大學的理念”出發，北大的改革應該著重于提升北大自己培養的博士的水準，減少對國外博士的需求。

因此北大在今后的聘任制度上，應該有三條原則：

第一，主要面向國內博士；

第二，在聘任留美博士時，主要聘用那些專門研究西學的人，因為中國需要大規模地研究西方；

第三，一般情況不聘用那些作中國研究的留美博士，除非已經證明其人至少在西方的中國研究領域是“領頭學者”。

如果按這三條原則，我相信北大人文社會科學十年后必有極大起色；反之，如果按北大現在的改革方案辦，則北大的人文社會科學必然變成西方學界“中國研究”的一個分部，成為“人家的附庸藩屬”。

北大！抬起你高傲的頭，挺起你高貴的胸，不要自卑自賤地低三下四跟人走，而要自尊自信地為“華人大學的理念”走你自己的路！

簡介：甘陽，1952年生，浙江杭州人，1982年獲黑龍江大學學士，198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獲西方哲學碩士。現任中山大學逸仙講座教授，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博雅學院院長、通識教育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