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心慌意亂的Jess McLaughlin登錄了推特賬號，發布了一篇絕望的深夜推文。

“我覺得我在學術上不會成功了，我已經沒有辦法重頭再來，畢業論文的滑鐵盧將成為我簡歷上永遠無法抹去的污點。”

在整整15個月里，俄克拉荷馬大學的McLaughlin都在努力搶救他關于巴拿馬鳥類遺傳學的博士論文。McLaughlin在2021年7月的首次論文答辯沒有通過：委員會認為McLaughlin需要分析更多測序數據來驗證他的發現。McLaughlin修改后重新提交了論文，但論文仍有一些格式問題。McLaughlin再次修改后提交。但這一次還是沒有通過。

McLaughlin說：“學術界的這種事情比我們想的多得多。但因為羞恥感，所以沒有人愿意談論它。”

而McLaughlin也做出了和別人不一樣的決定：他邀請其他科研人員分享他們的失敗。McLaughlin本來希望能有一兩個人回應，但卻收到了大量科研人員和學術人員的回復，關于他們如何從失敗走向成功的故事紛至沓來。這些個人經歷支持著McLaughlin做完了博士論文的最后一輪修改。

博士論文沒通過的比例有多少？這方面的數據其實很少。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現為英國研究與創新署）在2011年發布的一篇分析稱，在英國逾26000名博士生中，1/5的人沒有完成學位（見go.nature.com/3dsar4）。這些人的大部分半途輟學，但有3.3%的人是因為沒有通過博士論文的口頭答辯。

Andrew Stoehr和大部分博士生一樣，對此不知情。當他還是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生態學與演化博士生時，他在2002年口頭答辯沒有通過，這讓他感到絕望。

“我羞愧極了，”他說，“想找個石頭縫鉆進去，在里面躲上7個星期。”

加州羽河學院的生物學導師Anna Thompson認為，因為污名和羞恥感，很少有學生愿意分享類似經歷。這反而讓更多人以為失敗的只是少數，而且打擊性不強——但事實并非如此。這也是為什么Thompson和其他科研人員紛紛開始在網上和課堂上公開談論讀博的失敗經歷。這種坦誠將幫助下一代科研人員學會接受失敗，并在失敗的必經之路上重新站起來。

Stoehr沒通過口頭答辯后，他的其中一名導師看到他沮喪的樣子，便請他去辦公室聊聊。在聊天中，導師分享了自己經費被拒的各種經歷，和那周剛失敗的幾個實驗。這些正是Stoehr需要聽到的話。

“我感到自己可以振作起來，”Stoehr說，“一切都是關于研究，不是我自己。”

Thompson也是這樣安慰她的學生，她的很多學生都是家里第一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他們很多人看到她身為教師的成功，就認為她肯定一直順順利利的。但現實不是這樣。Thompson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博時，在博士論文和新生兒當中無法分身，并成了意料之外的單親媽媽。后來，她選擇拿個碩士學位去社區學院教書。

Thompson說，“這個決定很正確”，她可以安心做個好媽媽。Thompson和Stoehr都認為應該打破學術界“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主流思想。許多選擇讀博的人都很有追求，很有動力，也很聰明，這些都能是他們事業道路上的重要特質，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的環境微生物學家Kati Geszvain說。但她也指出，這些能力也會讓失敗帶來巨大的打擊，醞釀出抑郁、焦慮和其他心理問題。讓人們分享失敗的經歷聽起來不符合常識，尤其是這些經歷會勾起他們的羞愧感和無能感。但這正是為何Geszvain一定要說出自己的故事，并鼓勵她的學生也這么做。

在第一次讀博的嘗試中，Geszvain離開了威斯康星州的家，來到了幾千公里外的得克薩斯州的休斯頓，這讓她感到很孤獨也很累。在經歷了資格考試的“徹底失敗”之后，Geszvain暫停了她的研究，選擇了離家更近的一個學校讀博。雖然有時不是一帆風順，但Geszvain感到她來到了對的地方，選擇了正確的項目和合適的人。2003年，她拿到了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微生物學博士學位。

Geszvain說：“我想給大家做個榜樣，讓大家知道即使讀研的一開始失敗了，最后還是能取得成功。希望這能讓大家的壓力小一點，放松一些。”

與很多向《自然》講述他們讀博失敗或差點失敗的人一樣，羅漢普頓大學的輔導心理學家Mick Cooper表示，師生關系有時候也會帶來問題。許多博士生根據導師的研究課題選擇自己的項目和實驗室，這當然無可厚非。但Cooper鼓勵學生想清楚他們的導師是否能支持他們選擇的研究方法。

Cooper在1990年代中期在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讀博時，并沒能想到這層關系。他的導師來自文化研究系，但Cooper在讀博期間轉到了心理學博士。當他在1996年1月進行口頭答辯時，結果并不如意。

Cooper說：“我的研究并不差，只是不符合答辯的預期。”

他的答辯委員會給了他再次提交的機會，但這意味著他要從頭開始研究，這次要更加關注定量分析。Cooper最后為自己修改后的項目找了一位新導師，這才讓他最后順利畢業。他說，沒有導師是十全十美的，找到你們系里能共同完成指導或加入你的博士論文委員會的老師，這樣能填補主要導師的短板。

當Pearl Akazue在加納大學讀分子生物學博士時，她學會了預判科研工作中會出現的各種問題。試劑和實驗用品通常需要提前幾個月預訂，因為需要漫長的運輸和清關。一個小差錯可能會讓幾個月的工作白費。她有很多博士同學都因為時間或資金不足沒能完成學業。

雖然Akazue的博士答辯很成功，但她的研究路上充滿了失敗?，F在的她把這些失敗看作成功之母，因為這迫使她不得不思考每一步的重要性，并掌握標準實驗設備的各種功能和用途，以便在設備壞了或物品不足時找到替代品。為了保持一個好心態，Akazue不再擔心這兒擔心那兒，而是思考如果問題不可避免地出現，她可以怎么補救。

“在腦中有一個清晰的目標，就更容易把目標轉化成行動，”Akazue說，“很多事情將超出你的掌控范圍。”所以她鼓勵學生把精力集中在能掌控的事情上。

如今是謝菲爾德大學生物信息學家的Ian Sudbery在劍橋大學讀博讀到一半時，發現自己的項目簡直是“垃圾”。Sudbery在基因組中篩選能讓有害基因沉默的一類RNA并對這些數據進行大規模分析，但他發現實驗設計有一個大問題。他的測序深度不夠，也就是說，他無法對基因組做足夠次數的測序和分析，去發現罕見的干擾RNA。他說：“這改變了一切。”

他犯的第一個錯誤是假裝這次分析從沒發生過，假裝研究一切順利。最后，Sudbery用數據勉強湊出一篇論文。他說，他的答辯過程很煎熬。答辯持續了5個半小時，他的答辯委員會最后認為他的論文需要大修。在他試圖清除這個絆腳石的過程中，那些有問題的分析一直在拖他后腿，他也逐漸意識到為何測序深度對于理解干擾RNA功能如此重要。2014年，就在他博士畢業的7年后，他發表的一篇論文成了他的最高引論文（D. Sims et al. Nature Rev. Genet. 15, 121–132; 2014）。

Stoehr發現，他的答辯委員會關于他沒通過答辯的建議最終為他帶來一篇高引論文（A. M. Stoehr and H. Kokko Behav. Ecol. 17, 751–756; 2006）。就在他反思失敗的幾周后，他從和導師們的對話中得知，他對部分假說進行正式的數學建模會讓他接下來的實驗更高效。在此過程中，Stoehr與機構外的科研人員開展了合作。生態學博士畢業后，他在美國巴特勒大學組建了自己的實驗室，而這些他合作過的對象成了他團隊的主要成員。

有時候，挫折是一塊跳板，能讓研究人員到達成功的事業彼岸。就在Thompson初為人母后，一名同事告訴她，她只需要碩士文憑就能在一所社區大學任教。她有如撥云見日，而且從未后悔。

雖然計算生物學家Sudhir Thakurela已經進入了哈佛醫學院的終身教職軌，但他發現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挫敗無處不在。中考分數不理想讓他沒有什么好大學可以選。本科畢業后，他沒通過醫學院的入學考試，后來拿到了計算生物學的碩士學位，但找不到讀博的機會。

進入生物技術行業后，Thakurela決定好好分析自己一路走來的各種失敗，找到自己無法成功的原因。

他在自我分析中發現，他沒有把重心放在正確的地方，他說，“我絕對想做科研，而且我知道這需要恒心。”于是他重新寫簡歷和求職信，專注于尋找能利用他計算生物學知識的博士項目。

功夫不負有心人，2013年，他進入德國美茵茨約翰內斯·古騰堡大學讀博。

McLaughlin的堅持也得到了回報。去年12月為自己掙得了Dr McLaughlin的頭銜后，開始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

McLaughlin說：“這簡直讓我如釋重負。”

分享自己的經歷促進了自愈的過程。McLaughlin說科研社區對掙扎避而不談的文化給了他很大的壓力，因為說這些無異于職業自殺。但McLaughlin發現，因為這些失敗就對你另眼相看的機構可能并不適合你。而事實證明，McLaughlin本來最擔心的簡歷污點只不過是一段小插曲：McLaughlin很快將在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開始讀第二個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