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日，“高校滿編”的新聞報道引發熱議，國內多所大學發布公告稱將對編制人員進行總量控制。有評論認為，這將加劇青年教師“非升即走”的淘汰賽，使其從“精神貴族”變成“知識工蜂”，生存處境更為嚴峻。

本文作者痛心于青年學者突然病故，討論大學青年教師的生存和發展困境。在學術鏈條中，青年教師處于底層——低收入和高強度的工作，以及因知識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個性，使其感受到強烈落差，陷于無助感甚至屈辱感之中?，F今，剛性的課題管理體制和柔性的家長式人際結構，支配著學院體系。高校青年教師在體制化的過程中，迅速分化分層，一邊是獲得體制內較多資源的少數，一邊是巨大的“失意者”群體。

作者認為，青年教師應將不滿轉化成追求真學術的動力，同時盡可能采取一種相對疏遠甚至抵抗的態度，把自己定位為體制的中等生或許是一個明智選項：既不做積極順從“贏者通吃”邏輯的優等生，免得把自己的一生白白搭進去；也不做基本考核都無法通過的差等生，免得安身立命之地都沒有。

高校青年教師群體：精神貴族還是知識工人？  

學術鏈低端的青年教師

2013年3月15日，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年僅36歲的青年學者張暉的突然病故，讓所有認識或不認識他的關心青年知識分子生存處境的人都痛感惋惜，這一事件在中國知識界和媒體持續發酵，大陸以知識階層為主要讀者的《南方周末》、《東方早報》、《中華讀書報》、《南方都市報》等報刊都出版紀念專輯，哀悼和追懷這位逝世前已經出版學術專著4部，古籍整理著作1部，編纂著作3部的杰出青年學者。張暉身后留下弱妻稚子老父，更是讓很多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掙扎的同道中人感同身受。

當然，我們不能將張暉的病逝簡化為職稱、住房、收入等物質性指標，若如此則無疑是矮化和窄化了擁有廣闊精神世界的張暉的學術生涯。但張暉在博士畢業后的這幾年又確實處于一種極度緊張的境地，這種焦慮敲骨吸髓般壓榨了一個青年學者的心力、體力與腦力。張暉在南京大學念書時的碩士導師張宏生教授在紀念文章中特別指出了這一點：

“工作以后，對生活的壓力，做事的艱難，他（指張暉，引者注）越來越有痛切的感受。近些年來，每一次見面都能感受到他內心的無奈，感受到他的那種深深的無助感，那是一種有所感覺，卻又無法明言的東西。”

這或許是每一個從校園走向社會的青年人都要面臨的共同處境，但是高校青年教師這個群體，因其在學術鏈條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隨的低收入和高強度的工作量，以及他們（尤其是人文學科）因知識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個性，這群人除非內心特別強大的或者極度超脫的（比如皈依佛門等），容易感受到在生存境地與社會（包括家庭等）期待之間觸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帶來的無助感甚至屈辱感。

毫無疑問，張暉是一個內心精神世界強韌的個人。他曾在2012年底“六合叢書”新書發布會（他的隨筆集《無聲無光集》亦為其中一種）的演講中感慨道：

“好的人文學術，是研究者能通過最嚴謹的學術方式，將個人懷抱、生命體驗、社會關懷等融入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最終以學術的方式將時代的問題和緊張感加以呈現。目前來講，有識之士都已經感覺到現有的古典文學研究陷入了困境，陳陳相因不說，選題僵硬沒有生氣、沒有時代感，已經進入死胡同。與此同時，有理想抱負的研究者在學術體制中開展學術活動的時候，會感受到很多不如意，甚或有一些較大的不滿，但學者沒有將這些不滿內化為學術研究的動力，提升學術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過酒桌上的牢騷或者做課題撈錢等簡單的方式發泄掉了、轉移開了。”

更多的人卻是在牢騷滿腹中步履蹣跚地在學院中蹉跎一生。

支配學院的文化模式與人際關系結構

正如廉思《工蜂：大學青年教師生存實錄》一書所呈現的那樣，關于“如何認知自身社會地位”的問卷調查，5138位受訪高校青年教師中，84.5%認為自己處于社會中層及中層以下，其中，36%認為自己屬于“中下層”，13.7%認為自己處于“底層”，僅有14.1%認為自己處于“中上層”，0.8%認為自己處于“上層”，另有0.6%的受訪者未回答此問題。雖說自我認知與社會認知之間會存在一些差異，但這些數字仍舊讓我們震驚，一個被譽為象牙塔里的精神貴族的群體，本來應該是引領社會文化風潮的群體，結果卻普遍地將自己歸位在社會中下層，歸位為轉型中國的“學術民工”，以如此的自我認知和精神狀態，如何可能在“金權主義”成為主流價值觀的今日中國，為自己開創出一片自主的天空？

一個充滿挫敗感和下行感（所謂中產的下流化）的知識群體，非但不會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士大夫精神，也不會有丁文江1920年代在燕京大學演講《少數人的責任》時倡導的精英意識，無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會在威權主義與消費主義兩股潮流的擠壓之下而日漸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義成為一種普遍性的心態。就此而言，經濟上的獨立確實是人格獨立的前提。

正如社會學者應星在《且看今日學界“新父”之朽敗》中指出的那樣：

“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央財力的大大增強，國家調整了對學界的治理技術，一方面加大了對學界的資源投入，另一方面通過‘數目字的管理’增強了大學的行政化，以包括各類各級課題、基地、學位點、獎項等在內的各種專項資金來有意識地引導學界。如今，大學已經成了一個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說新父們當年還能夠咬緊牙關克服清貧的話，那么，面對大量可以用學術成果去爭取的資源，他們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積極地投入了這場持久的資源爭奪戰。在這個過程中，誕生了一批名利雙收的學術新貴，他們不僅頭上頂滿了各種頭銜和榮譽，而且住上了豪宅，開上了名車。

然而，在這些耀眼的光輝背后，卻是空前的墮落：雖然他們著作等身，但在課題學術的引導下卻是言不及義，空洞無物，且剽竊成風，學風敗壞；雖然他們榮譽環繞，卻是以徹底破壞避嫌原則或啟動利益交換及平衡的‘潛規則’為代價的；雖然他們爭來了博士點、重點基地、重點學科，卻是以赤裸裸的行賄為鋪路石的。學界腐敗之深已不亞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過之的是，學界的腐敗卻很少得到體制的追究。”

被應星所批評的這種現象，確實是支配當代中國學院和科研機構的基本邏輯。青年教師正是處于這種堅硬的現實之中。在這種數目字管理的驅逐之下，高校已經公司化，以競爭體制內資源為主要目標，高校青年教師就成為學術生產的主力軍。更為隱蔽的是支配學院的具有壓制性的文化模式和人際關系結構，應星對新三級的批評，也正在1950年代出生的較具自我反思精神的學者那里得到回應。學者許紀霖在《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一文中曾尖銳地指出：

“我們這代知識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覺得自己是時代驕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覺的自戀意識，得意于自己是超級成功者。其實我們這一代人不過是幸運兒，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斷層，我們不過趕上了好時代而已。這十年留給我們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紀之交，當十七年一代人逐漸退休時，我們這一代就開始在各個領域全面接班，成為最資深的領軍人物。這不是我們這代人爐火純青，有了這個實力，而只是時代的陰差陽錯。

但這代人自我感覺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襲、腐敗的丑行，第一個反應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辯護，一口咬定一點問題都沒有！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觀念的啟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沒有留下道德遺產，很少像民國那代知識分子那樣有德高望重之譽。”

青年教師就生活在由剛性的課題管理體制和柔性的父權式（家長式）人際結構構成的學院文化之中，他們在學術上和精神上要實現雙重的突圍何其困難。

學院體制內巨大的“失意者”群體

高校青年教師在這個體制化的過程之中，迅速地分化、分層甚至分道揚鑣，一些人迅速地熟悉體制運作的邏輯，如魚得水地在學院體制里“上行”，獲取各種類型的課題、人才計劃等，形成了良性循環，這其中有一些青年學者仍舊是對學術抱有敬意的個人，他們倡導一種布迪厄所言的“用國家的金錢，做獨立的研究”，盡量與意識形態保持一定的距離，但這種研究取向往往不太容易得到體制的鼓勵。另外一群人對課題、項目的運作邏輯或有高人指點豁然開朗，或者潛移默化無師自通，壯士斷腕般與學生階段的學術理想切割，迅速向課題指南之類倡導的所謂“應用性研究”靠攏，對于那些高度意識形態而學術含金量甚低的學術研究課題，照樣樂此不疲地追逐。這是完全被“升官發財”的主流社會邏輯所滲透的一個群體，是一群道貌岸然而斯文掃地的、生產偽學術的體制知識分子。

另外一部分學人對學院的體制化和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種本能性的心理抵觸，也深刻地體認到了1990年代以后項目、課題管理體制對高校多元生態的破壞，對追求個性化生存和精神生活的知識人的煎逼。同樣面臨生存困境的這一群體，卻謹慎地將自己定位為學院體制的自甘邊緣者，既非堅決而激烈地反抗這一套體制邏輯，也不是完全退出這個體制，他們追求一種在學院體制內最低限度的生存狀態，除非最基本的學院指標，一般不太會主動去迎合學院體制的邏輯。

正因為這種兩頭不靠的“中間物”狀態，可能形成一種心智上的不確定感和焦灼感，這構成了一種難以規避的日常性損耗。這群人或者通過其他的方法（比如兼職、培訓、撰稿等）來謀求基本的生活，或者干脆就將生活盡量地簡化。這部分青年教師，毫無疑問面臨著物質生活較大的壓力，在上述春風得意的青年教師的映襯之下，他們在物質生活、學院內的知名度和成功指標等各方面都有強烈的落差，一些人盡管生活也還過得去，但卻逐漸會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或者一種憤憤不平之感。學院是知識人扎堆的地方，尊嚴與面子等都非常重要。若衡量一個青年知識人成敗的指標高度同質化，那么生活在學院的青年教師的人生意義來源也就勢必單一化，而在分化與分層的大背景之下，能夠獲得體制內巨大資源的個體往往是少數，這就難免造成學院體制內一個巨大的“失意者”群體。

還有一個為數極少的群體，就是干脆對學院體制采取一種“不合作”的消極態度，他們完全沉浸在學術所建構的人文世界之中，而將那些以學術換取“稻粱”的人視為不恥之徒。自然，這個群體的人都是內心世界特別強大的個人，他們注重的是大學原本意義上的精神使命，是學術薪火相傳之地，他們是一群陳寅恪在紀念王國維的紀念辭中所指出的那樣一種“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的讀書人，這群人是跑馬圈地甚囂塵上的學院空間內的一群真正意義上的蘇格拉底式愛智者，他們懷抱“為知識而知識、為學問而學問”的求真態度，以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理想，而且這群人往往在高校不合時宜地重視教學，重視與學生之間的心智交流，他們將教學的意義看得更重要，而教學在當今的大學評價機制里往往顯得并不太重要。

或許正因為此，當旅法華人趙越勝追懷其老師周輔成先生的《燃燈者》一文發表之后，一時間洛陽紙貴弦誦不絕。趙越勝在文中的這段話更是觸目地映照了當今中國大學異化了的師生關系和學院生態：

“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誨，體會先生的偉大人格，漸漸明白，希臘先哲所區分的‘靜觀的人生’與‘活動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渾然一體的。先生用超越的純思貢獻學術，又以入世的關注體察民生。平日慎言篤行，卻不忘讀書人‘處士橫議’的本分。邦有道，先生聞雞起舞，邦無道，先生鶴衣散影。內心守死善道，終不忘循善取義。”

這樣的人格，正如上引應星對當今學界的批評那樣，幾乎是“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的絕唱了！阿倫特曾經在《過去與未來之間》中指出：

“人文主義是有教養心靈的產物，是一種知道如何照料、保存和贊美世界之物的態度。……無論如何，我們要記得羅馬人，這些最早以我們討論的方式認真對待文化的人，認為一個有教養的人應當是：知道如何在古往今來的人、事和思想中，選擇他的友伴的人。”

當大學出現之后，高等學府就取代了傳統私塾、書院等成為孕育人文主義者的精神家園，“照料、保存和贊美世界之物”是一個有志于學的人應該具有的價值立場，他們不應該是一群被羨慕嫉妒恨的情緒裹挾的失意者，也不應該是一群瘋狂爭搶體制資源而喪失了自我、變得面目全非的人，他們應該是一群有著美感和趣味的審慎的愛智者。這種人在當今中國的大學真如鳳毛麟角幽眇難尋。

資源競賽：一場無法退出的游戲

當今中國大學對知識分子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正如應星等學者分析指出的那樣，是非常有效的，它構成一種與1980年代的大學校園（更不要說民國大學）完全不同的學院文化。后者往往是一個相對松散的同人共同體，自由散漫和理想主義的氣質相互交融，學術和文化生活被賦予一定的神圣感，雖然那時候也常有所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壓制，可是這種壓制恰恰在知識人尤其是青年知識人中引起強烈的反彈，反抗壓制構成自我證成的特殊渠道，而在這種既疏離又反抗體制的集體心態中，形成的是一種相對松弛而自足的精神世界。1990年代以后的學院體制，完全以另一種面目呈現，高壓性的管控開始隱性化，而以各種有傾向性的課題、項目、計劃來系統性地誘惑青年知識人，工具理性開始主導學院體制，追求美好生活成為學院里的主流價值，有信仰和操守的知識人幾乎是沉淪在一個找不到敵人的“無物之陣”之中，以競爭為理由大學陷溺在瘋狂的資源競賽之中。

而如今的青年教師則正好處于這種不斷強化的趨勢之中，可以說面對這種急劇態勢，作為個人的青年教師要整體性扭轉這種趨勢基本上不太可能，潔身自好又會被認為是這套競爭機制的落敗者、酸葡萄者。因此，我認為當今高校青年教師面臨的困境并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壓力，當然，他們上有老下有小，而且相當一部分是鄉村底層出身，必須思慮在故土的年邁父母的養老、醫療問題，而在道義上必須承擔直系親人面臨突發事故時的道德義務，可以說青年教師的常規性生活似乎尚可維系，但這種家庭結構和經濟收入水準，往往不足以防范那些突發性的事件，比如親人的重病等，家庭的抗風險能力極弱，身邊好幾位同事就是被這種突然的變故限制在一種極其艱難的經濟狀況之中。個體的貧困，也許可以以顏回式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來化解，但是面對至親的苦難，卻沒有多少人能夠鐵石心腸掉頭不顧的。

2015年麥可思與騰訊教育合作進行的一次大學教師的職業倦怠調查中，高達53.07%的青年教師表示他們是因為工作付出與實際收入不成正比而感到精疲力竭。

大學績效工資改革呼喊了很多年，但整體的收入分配仍舊是對年輕人不利。從平均意義上，這些年青年教師的收入確實有較大幅度的提升，但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作為剛性的基本工資收入其實仍舊是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無論是跟港臺還是歐美日等國家的同等狀況的青年教師相比），而浮動的可操控的項目、課題、計劃等雖然數額水漲船高，又不是每個人或者說大多數青年教師可以獲取的，它成為懸浮在面前的體制性的誘惑，永遠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內，也永遠維持著不斷滾雪球遞增的可能性，正如《南方周末》2010年的一篇深度報道《教授的“圍城”》呈現的那樣，高校緊箍咒式的課題、項目等各種理性規劃機制對知識人的束縛，并不會隨著職稱問題的解決就得到一勞永逸的緩解，這似乎成為一個無法退出的“游戲”。換言之，利益已經取代意識形態成為一種有效的治理方式。

現在民國范兒成為一種懷舊熱潮，而在這股熱潮之中，民國大學的風度越來越引起世人的想往。無論是何兆武的《上學記》、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等回憶錄、口述史，還是葉文心的《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易社強《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等研究著作，以及十多年前陳平原、夏曉虹等學者編撰的《北大舊事》等，都在紛至沓來地疊映而成一種民國大學的影像。不管這種風潮如何被質疑為一種浪漫化的歷史記憶或歷史想象，我們可以根據一些歷史研究的成果發現，民國大學的教師收入確實足以讓這群知識文化的傳承者與創造者，在一個急劇動蕩的時代仍舊可以維持一種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

根據湘潭大學歷史系青年學者陳育紅的“民初至抗戰前夕國立大學教授薪俸研究”課題研究成果，1930年代北平一戶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費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即便是較為有錢的知識階層，全家每月生活費80元也已經相當寬裕。以主要食物價格計算，1930-1936年間，大米每斤6.2分錢；豬肉每斤2角錢；白糖每斤1角錢；食鹽每斤2-5分錢；植物油每斤1角5分錢；雞蛋每斤2角錢。當時北京大學教師在1931-1934年間月薪收入統計顯示其平均月薪400元以上，薪俸最高者可達500元（外教更高達700元），最低360元；副教授平均月薪在285-302元，最高360元，最低240元。而當時的大學教授則普遍在校外尚有數份兼課收入，光兼課收入幾乎就夠滿足全家較為寬裕的生活。

史家郭廷以曾經說“一九三七年前五年，可以說是民國以來教育學術的黃金時代。”這種黃金時代除了學術自由有充分保證之外，也跟物質生活、業余生活的豐富有關：

“優厚的薪俸使北京大學的教授們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都具備了極高水準。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房租費六七十元者不少見。食物支出方面也很充裕。一個大學教授的薪俸除了撫養五口之家外，還能請得起五個傭人。他們大都還會有閑情逸致去‘下飯館、看戲、泡茶座、逛琉璃廠買書籍、碑帖、文物’。”

應更多容忍離經叛道的言行

前幾天跟一位在內地某高校中文系任教的朋友聊天，他在電話中大吐苦水，談所在省份出臺的近似變態的職稱評審細則，比如要求學術成果的被引用率、被媒體報道率之類，又言及所在學校的權力主宰一切資源的現狀，以及對青年教師評價標準的唯課題化、唯獎項化，也就是徹底的“唯物主義”化。這位很有才華的朋友不愿意同流合污卻常被看作“無能之人”，領導時時敲打外加冷嘲熱諷，在這樣極端的學院文化中，明哲保身或者說潔身自好都幾乎沒有多大空間。你不是體制的合作者，那你就是體制的敵人，也就是全民公敵了，這種日常性的精神劫難與深度壓抑，才是最折磨青年教師的因素之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當我們討論青年教師的生存處境時，我們不能忽視區域性、學校性、學科性的差異，基本上可以說，越是在不發達省份的地方性學院，就越可能是系領導、校領導的一元化權力結構（當然也會有例外）；而在發達的一線城市的高校，因為學校里有一批有影響力的德高望重的學者，這些學者往往對學院體制的工具化有一種反思性甚至排斥性，反而造成了一種學術權力的相對自由甚至多元化狀態，這自然也就成了青年教師的庇護空間。

前些年媒體熱議的青年人逃離北上廣，然后過些年又出現重返北上廣的悖論式社會現象，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內地盡管生活成本較低，但也許必須支付高昂的人際關系（所謂中國式的人情社會）成本和精神上的代價，而北上廣盡管經濟壓力大，但社會生活和價值觀相對多元，對于那些熱衷于探索自我生命的價值實現的人來說，卻是不可或缺的環境因素。對于大學青年教師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物質上的困難也許假以時日會獲得克服，可是精神上的苦痛與學術生活的荒蕪，卻將成為一個年輕知識分子自我實現的魔咒。

青年教師難道就注定了“工蜂”的宿命？這也未必，體制雖然造成了對個體的系統壓抑，但體制畢竟也是由個體形成，或者說“我們就是體制”，若個體對這套體制的規則文化有了相當的了解，他就不會過度地順從這套體制邏輯，尤其當他知道順從（服從）就意味著某種變相的支持的時候，他會在道德上形成某種掙扎感。最可貴的就是內心的良知上的覺醒，這正如張暉生前所言，重要的不是無休無止的抱怨與牢騷，這種負面情緒只會不斷地掏空甚至撕裂學院中的自我，而是將對體制的不滿轉化成追求真學術的動力，同時在盡可能的范圍內對體制之惡采取一種相對疏遠甚至抵抗的態度，將自己定位為體制的中等生或許就是一個明智的選項：既不做積極順應體制、遵從贏者通吃邏輯的優等生，免得將自己的一生白白搭進去；也不做基本考核都無法通過的差等生，免得安身立命之地都沒有。中等生就意味著在完成學院體制最基本的考核之后盡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研究也好，教學也好，甚至業余興趣也行，或者公共領域的作為亦可。這正如著名學者崔衛平在西北政法大學的演講《為什么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國”》指出的那樣：

“你是現實存在的一種，沒有人能夠無視你、漠視你。在這個世界上，你是一個終端，世界是在你的面前打開的，你不是無足輕重的，不是可以抹殺的。我想說的是，你不是沒有力量的。許多幻覺將我們捆住了。有些東西像符咒一樣，從內部將我們鎮??；像噩夢一樣，將我們的四肢魘住。讓我們以為自己是不存在的，是沒有力量的，不產生任何效果的。

好像人與人之間有了一種區分隔閡：一些人從正面看起來是人，但是從背面看過去，卻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他們不是充分的人似的，只有自慚形穢的份兒。事情不是這樣的。改變這種狀況，需要你自己的配合和努力。像尼采說的，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良辰吉日，那我們選一個良辰吉日，來解除自己身上的種種符咒、魔障，種種看不見的繩索和鏈條，然后出門，在藍天下深呼吸，說一句生活真好，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好，我們不是生病的，我們不是令人羞慚的。”

超越了幻覺，我們才能回到藍天之下的真實生活之中，通往自我內心和真實世界的學問之門才會真正地在我們的面前打開。而從體制的設計者和執行者來說，現在最需要的不是“有為”式的學術GDP主義，而是無為而治的放任，營造一個人文的自由散漫的氛圍，提供最基本的學術環境，給每個青年教師松綁或者說解咒，同時在物質上提供最充分的保障，讓人的內心世界先自由自在起來，不需要那么功利地計算一切，容忍一些奇思異想甚至離經叛道的行為和言論，重拾民國大學的學術傳統，確立教授治校的原則，培養多元化而又相互融合的學術文化，讓那些懷抱理想的年輕人投身到學院有一種內心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而不是從一開始就將人物化（其實質就是矮化）成動物莊園里的存在，這種物化其實也就讓年輕人對學院有異化和排斥感，最后是一種兩敗俱傷的悲劇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