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新年后的第一次線上讀書會,我聽到了幾位博士生在寫關于疫情論文的消息。
確切地說,不是在寫,而像在 「趕」。
我感到有些憂慮,尤其是聽到大家議論同班某位博士已經寫完,正準備把論文投出去的消息。
回想到 2003 年 「非典」 之后的論文 「狂歡」,我絲毫不懷疑,現在已經有一大波關于疫情的論文正在匆忙趕路,有些已經通過審核,只等出版,有的甚至已經在國外刊出,卻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沒有泛起任何波瀾。
或許還有一些眼睛不在抗擊疫情的一線,卻一直緊盯著各項數據,各取所需,爭分奪秒地準備把一線科研工作者和醫護人員共享的數據發成論文。
而這背后,是更多一線的科研工作者、醫護人員,一直站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他們有著第一手資料,卻沒有時間發表論文,而是把各種數據開放共享,為戰勝這場疫情貢獻力量。
高下立現。
02
在不發表就出局的背景下,論文對于學者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這些論文又因為期刊不同而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在一些學校的評價體系里,核心期刊重于普通期刊,頂級期刊重于核心期刊,而外文的頂級期刊又往往重于國內的頂級期刊。
「高級別」 期刊的論文不僅關系到博士生能否正常畢業,也關系青年學者能否晉升,還關系到每位科研工作者的 「錢途」,因為論文往往是和獎金掛鉤的。
在這種指揮棒的指揮下,一些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也緊盯著國外的期刊,將一些本應在國內引起討論或推動社會發展的問題變成可以量化且績效突出的工作量,并直接無視和 「屏蔽」 那些希望爭鳴卻英文不好的學者。
一次在上海開文化研究的國際會議時,我實在忍不住倚老賣老,打斷了一位用英語侃侃而談的青年學者,并希望她能用漢語聊聊論文所反映的現實問題,豈料這位學者說英語時我倒能勉強聽懂幾句,換了漢語,倒滿口 「之乎者也」 起來,一句也聽不懂了。
我以前常批評一些學者寫論文時不是希望解決問題,或引起討論,而是一開始就奔著避免討論的路去的。后來我才知道,在精心算計的學術 KPI 面前,學術只是一種職業,可能一些學者壓根就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細思極恐。
03
但又不能因此批評一些學者不關心現實,因為寫論文最常用的手段是 「追熱點」。
而熱點又是最真切的現實,尤其是在這場疫情成為全國人民的首要議程的時候。只是在回答 「國家有難,人文社科如何報國」 時,希望 「悶頭寫論文」 不是唯一的答案。
我是社會學科的教師,不敢妄言其它學科,但至今仍記得一位理工科老友酒后說過的一段話,意味深長,他說:熱點出了,學術內圈的人先捂住數據發幾篇論文,吃點肉,解決幾個職稱;和內圈有聯系的人跟跟熱點,喝點湯,完成點學術 GDP;而那些處在學術 「邊緣」 的學者,后知后覺之后,連湯都喝不上了。
我無法理解這么復雜的圈層關系,只是想起電影《1942》里,范偉飾演的戰區巡回法庭的庭長有這樣一句經典臺詞:「好好跟著恁老馬叔干,一場災下來,咱們就都是官了」。不禁瞎想到另外一句:「一場疫情下來,咱們就都是教授了」。
希望只是戲言。
04
我不反對寫論文,反倒希望更多學人在這場國難面前站出來。
只是在 「論文報國」 背后,我仍有兩個擔心:一方面擔心真正有益于社會的思考變成了無人或者只有少數人問津的論文,被塵封在了象牙塔里,另一方面擔心一些庸俗、重復的研究變成了眾神狂歡,占用了寶貴的公共議程。
論文是一面鏡子,在這場全民參與的抗擊疫情運動中,不僅能照見學者的學術,還能照見學者的境界和格局。
鐵肩道義,惟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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