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新一輪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出爐，根據這份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以下簡稱“科技部”）將迎來重組，這也是5年內科技部的第二次重組。

在2018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中，科學技術部、國家外國專家局的職責整合，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作為國務院組成部門。同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改由科學技術部管理。

多位科技政策專家告訴《知識分子》，本次重組的力度非常大。

科技部現有的多項管理職責和多個下屬機構都將被分別劃入農業農村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生態環境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

另外，2018年被科技部整合的國家外國專家局將被劃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更重要的是，“重組后的科學技術部不再參與具體科研項目評審和管理。”

另外根據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肖捷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以下簡稱“《方案》”）的說明，組建中央科技委員會，中央科技委員會辦事機構職責由重組后的科學技術部承擔。

科技部不再參與具體科研項目評審和管理

肖捷在受國務院委托作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中提到，“重組后的科學技術部不再參與具體科研項目評審和管理，主要負責指導監督科研管理專業機構的運行管理，加強對科研項目實施情況的督促檢查和科研成果的評估問效。”

早在1998年科學技術部成立之前，星火計劃、863計劃、火炬計劃、973計劃、行業科研專項等專項科技計劃就已經成立。科技部成立后長期管理著多個專項科技計劃。

通過管理和評審眾多科研項目，2020年科技部管理經費規模超過400億元（不含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為40個中央政府研發經費管理部門中最多。

科技部作為政策制定部門，參與科研經費的分配和使用，長久以來被業界所詬病，教育部原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李志民表示，“做規劃又拿錢，又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這個邏輯是有問題的。”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劉益東認為，科技部不再參與具體科研項目評審和管理后，可以更加公正客觀去監督、檢查和評估科研項目的成果。

還有科技政策專家告訴《知識分子》，具體的項目管理工作容易分散科技部制定宏觀戰略和政策的注意力，這是科技體制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2020年9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表示，“要加快科技管理職能轉變，把更多精力從分錢、分物、定項目轉到定戰略、定方針、定政策和創造環境、搞好服務上來。”

長期跟蹤研究中國科研經費政策的大連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孫玉濤認為，重組后科技部管理的科研經費會大幅度減少。部分科研經費在這次改革后不會留在科技部，會流向農業部、工信部這些任務導向型的部門。

饒毅、魯白、鄒承魯三位科學家2004年在《自然 》中國之聲專刊上發表文章，對于中國科技管理提出過批評和建議，其中一條建議就是科技部不具體管理經費，交給其他部門，引起軒然大波。

《知識分子》就此次改革詢問饒毅，他說“19年后的今天，我們文章的觀點看起來不僅毫不驚人，而是大家都能接受。“

不過，調整后的科技部也并非完全不管理研發經費和項目。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瀾告訴《知識分子》，現在基礎研究還是科技部下屬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另外科技部還要繼續管理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因為國家科技重大專項體現國家的意志，解決一些國民經濟中的重大問題，卡脖子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是需要集中資源、統一領導去推進的。科技部今后可以更加集中力量來管理重大專項，解決這些更重要的問題。”薛瀾說。

瘦身后的科技部

本次機構改革，科技部機構“瘦身”明顯，具體的管理職責也有所收縮。

研究經費以外，具體行業的科技政策制定，也回歸任務導向型的部委。

《方案》提到，管理職責方面，科技部組織擬訂科技促進農業農村發展規劃和政策、指導農村科技進步職責劃入農業農村部；組織擬訂科技促進社會發展規劃和政策職責分別劃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生態環境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部門；組織擬訂高新技術發展及產業化規劃和政策，指導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等科技園區建設，指導科技服務業、技術市場、科技中介組織發展等職責劃入工業和信息化部；引進國外智力工作職責劃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科學技術部不再保留國家外國專家局牌子。

李志民表示，重組就是要剝離農業、衛健、工信等職能，原來的設置本來就不夠合理。“行業所遇到的科技難題，或者說卡脖子問題，行業本身最清楚。”

孫玉濤也表示，我們的政策和經費匹配度不夠高，過去的科技政策不是需求導向型，沒有根據實際需求來做規劃，行業的需求和科技之間是脫節的，這是1985年以來就存在的問題。

孫玉濤認為，這次改革的目的之一是進一步加強科技和應用，和具體的行業發展結合。把這些職能進一步劃分到主要的職能部門去，也是為了強化科技和應用結合。

“科技怎樣變成生產力？到了具體的產業行業里，它就有可能變成生產力，”孫玉濤說。“我們現在可能更強調的是科技的支撐的作用，得解決產業、民生目前碰到的實際需求和問題。”

一位資深科學家則向《知識分子》表達了自己的擔憂，“未來研發經費由各個部委來分配和管理，各部委都有自己的研究機構，比如農業部有農科院，但做農業研究的遠不止農科院，會不會對別的機構研究帶來一些不利？科技部的職能清楚了，部委的職能清楚了嗎？”

孫玉濤告訴《知識分子》，瘦身不代表科技部被弱化，恰恰相反，“把科技部的一些職能剝離給這些任務導向型的部門，恰恰相反是要強化科技。科技部’瘦身’的目是加強它的統籌、協調、政策制定等宏觀職能。“ 

薛瀾也認為，本次機構改革將加強科技部的宏觀管理職能，比如戰略規劃、資源配置、統籌協調、監督檢查等等。

組建中央科技委員會？

肖捷在作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中還提到，“組建中央科技委員會，中央科技委員會辦事機構職責由重組后的科學技術部整體承擔。”

薛瀾透露，中央成立科技委是重點，科技部的這次改革也跟中央科技委成立密切相關，主要是加強黨中央對科技創新工作的領導和強化科技工作的頂層設計能力。

此前科技部職責的第一條就是“擬訂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方針以及科技發展、引進國外智力規劃和政策并組織實施。”但在過去，科技部擬定國家層面戰略方針及政策的能力一直受限于行政級別。

科技工作的統籌一直是個難題。科技工作涉及的部門繁多，國家科技任務現已分散到國務院內許多部委或部委級機構，它們有著各自的科研計劃和項目。科技部雖然有著統籌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和科技體制改革的職能，但畢竟只是眾多部門之一，在制定規劃和預算上需要多方協調，這也讓它制定宏觀政策和預算的職能收到掣肘。

2018年前，領導科技工作的是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主要負責研究、制定國家科技政策，討論決定重大科技任務與項目，協調全國各部門科技工作的關系等。

不過，作為特設機構，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并不直接參與預算制定，而且科技和教育同屬一個小組，分配給科技工作的注意力也相對有限。

2018年，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調整為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組成人員中比原來的科教領導小組增加了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部長、人民銀行行長、國資委主任、中央軍委科技委主任和中國科協黨組書記。

業界普遍認同，這次成立中央科技委員會，是對科技工作更加重視的表現。

孫玉濤認為，成立中央科技委員會代表“中央層面要加強科技工作的組織協調。原來沒有這么一個機構，這次把它單獨拿出來，說明中央對科技工作的重視程度。”

孫玉濤表示，這次重組雖然對于科技部來講是瘦身，但是科技事業的地位更強了。中央科技委員會站位足夠高，能夠統籌各部門。

薛瀾也告訴《知識分子》，科技部瘦身，并不代表科技在中央層面重要性的降低，反而是提升了。中央科技委作為協調部門權威性更強。

重組后，科技部將成為中央科技委員會的執行機構。李志民表示，重組后科技政策的落實會更容易一些，“過去是代表科技部的想法，對其他部委的說服力不夠，現在是落實中央的精神。”

為何五年內兩次重組科技部？

肖捷在對《方案》的說明中提到，“面對國際科技競爭和外部遏制打壓的嚴峻形勢，必須進一步理順科技領導和管理體制，更好統籌科技力量在關鍵核心技術上攻堅克難，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李志民認為是國際環境發生了變化。他說，科研方面過去我們是跟蹤模仿，技術則以引進為主。過去的創新，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原來靠引進技術，我們的經濟還能夠快速發展，現在國際環境有壓力，我們必須得自己研發。

劉益東也認為，中國科技發展最大的一個難題是從引進吸收、跟蹤跟進躍升加強基礎研究、追求原始創新，實現自立自強。

“最關鍵的一個變化是科研的難度陡然增高。抄作業容易，在無人區探索非常難。如果說引進吸收、跟蹤跟進的科研難度是1，自立自強、原始創新的科研難度不是增加了3倍5倍、10倍8倍，而是陡然增加了100倍，甚至更高。”劉益東說。

在劉益東看來，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舊有的科研體系有不少問題，現在需要強調有組織的科研，保證科技高質量發展。通過舉國體制，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擺脫被“卡脖子”的困境。

“這次科技部重組只是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一個開始，只是開了一個頭，后面肯定還會有配套的措施。”劉益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