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可以通過不同的途徑獲得，而“一切學問都是閱讀得來”。專業科研人員的文獻閱讀通常不是興趣性閱讀，而是功利性閱讀。其目的在于，從廣泛閱讀中開拓視野，從系統閱讀中建立知識體系，從比較性閱讀中提升品位，從閱讀思考中形成見解，從批判性閱讀中提出新思想等。

    對于我國現階段的大部分“腐蝕與防護之友”來說，由于工作性質不同，對文獻閱讀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不可否認的是，很多人，包括有些很有實際貢獻的重要學術帶頭人，其主要精力也不在系統讀書上，而是在其它方面。

    這很正常，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劉項原來不讀書”嘛。

    只是在我國由于做學問的“簡約、整體、急功”文化傳統和“學術行政化、頭銜化、指標化”體制的原因，情況稍微嚴重些而已。近年來，許多學者提出“大學去行政化、去頭銜化”的主張，這是很不切實際的，既不符合傳統，也不符合國情。甚至可以講，近幾十年國家科技領域的重大進步正是來自于這種高度行政化的體制。估計幾十年后還會是這個樣子。這個問題很復雜，三言兩語說不清楚。

    所以我這里只想基于傳統與體制不變的情況下，從大學教師的職業需求角度談點集權性團隊閱讀與創作的體會。

    大學教師的任務相對單一， 本質工作就是讀書、 教書、做與之相關的研究。教師水平的高低，決定了學生的眼光有多高、視角有多寬。更放大些說，國家的長遠科技能力是在大學、甚至中小學的課堂上決定的。題目太大，這里只講閱讀與創作有關的問題。教授在大學中就是一個集權團隊的首領。大家平時交流中，普遍感覺如何讀文獻和總結文獻并在教學中傳授給學生或系統介紹給產業技術人員，在研究中形成特色與達到高的水平，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我自己多年前就號稱是做不銹鋼局部腐蝕評價方法解讀的，唯一的任務就是系統重現國際上已有的工業評價標準建立過程、明確各自適用性及對應理論依據并介紹到企業中去，而且近 20 年中也確實在這樣做的，在復旦指導過的研究生就有 60 多人。如此窄的領域，按理應該對不銹鋼腐蝕評價技術掌握得很好，其實不然。原因何在？一是我們的基礎與經驗不足，整個腐蝕評價體系全部是洋人搞出來的。二是不銹鋼的腐蝕文獻眾多，最早可以上溯到 1820 年。特別是在上世紀初工業不銹鋼誕生后，積累的文獻可以說是汗牛充棟，目前每年大約有 3000 篇新的文獻發表。想把這些文章讀遍是不可能的。而且，自 50 年代各發達國家應用研究成為國家控制目標、70 年代成為大公司壟斷對象之后，只有碎片化與廣告化發表的應用型工作結果，而無系統詳細工作的公開報道了，導致很多結果很難重現。“不讀盡天下書，不可信口雌黃”。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洋教授的做法是， 以犧牲寬度換取高度。 如， 麥當勞只做鈍化膜、紐曼只做點蝕擴展、帕肯斯只做應力腐蝕的慢拉伸等等，采取的是“集約化”方式。但我國目前整體上尚處于“粗放型”研究階段，雖然也有些類似的模式，如我熟悉的兩位師弟，李曉剛的自然環境腐蝕和鄭玉貴的雙相流腐蝕都是很成功的例子，但畢竟沒有成為主流研究模式。

    受制于客觀因素，主流基本上還是以經費方向為方向，靈活多變，很少有固定窄方向的專業團隊。

    腐蝕歷史文獻的閱讀與解讀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的交流。借助現在才能加深對過去的理解，同時，借助過去才能充分理解現在。還需注意到，“現在”一直在后移，這導致對于歷史文獻的解讀絕不會停留在一個水平上，從而對腐蝕學科來說，永遠也不會出現定論。隨著時間的推移，積累的東西會越來越多，因此對過去成就的總結、簡化、拋棄、重拾工作會更加繁重，永無止境。腐蝕研究的分工細化與專業化勢在必行。而這正是我們這些所謂“腐蝕學者”特別是教授的任務。由于非一人之力所及，特定方向的團隊閱讀與解讀將會顯得益發重要。

    何為團隊閱讀？這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個方法，一個很成功的例子就是“資治通鑒”的方式。

    資治通鑒是司馬光一支筆寫成的。但文獻閱讀是由大批學者進行。跨越 1300 多年的歷史總結，其文獻閱讀量之大，絕非一個人或幾個人所能完成。司馬光的目標是“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后有倫，精粗不雜。”除大量學子閱讀與創作外，幾位重要學者在初稿寫作中做出了重要貢獻，自成一家。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 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竊聞司馬光之作 《資治通鑒》

    也，先使其寮采摭異聞，以年、月、日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于繁，無失于略。’當時祖禹所修長編，蓋六百余卷，光細刪之，止八十卷”。也就是說，司馬光是在別人的長篇著作的基礎上縮寫的，整書是團隊閱讀與寫作的成果。

    不可否認的是，司馬光居功至偉。他的貢獻，用我在復旦學術規范委員會中的頂頭上司、中國唐朝文學會會長陳尚君的話說，是“曰史觀通達，曰方法得體，曰助手得力，曰親力親為。缺了其中任何一項，必無所成。特別是親力親為，全書一手寫定，更屬難能可貴”。司馬光一人精心選材，統一修辭，故文字優美，敘事生動，且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歷來與《史記》并列為中國古代之史家絕筆。

    神宗皇帝序其書， 以為 ‘博而得其要， 簡而周于事' 。 中間，司馬光作為“導師”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他在學生培養方面也花費了大量功夫，留下了“逸馬斃犬于道”的千古美談。

    腐蝕是傳統應用學科，歷史長、文獻積累多，想搞團隊閱讀與創作，說起來易，做起來難。我自己當年也曾下定決心，要通過 100 名研究生的 25 年的解讀與實驗研究，搞出我國的一部不銹鋼局部腐蝕評價技術的所謂階段性“資治通鑒”初稿。但是十幾年過去了，盡管也算努力，但至今連個影子還沒有。正所謂“有司馬光之志，無司馬光之才”。只能用司馬遷的話勉勵自己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復旦學生的才華無容置疑，可見主要是學術帶頭人不行。團隊閱讀與創作的關鍵，是學術帶頭人的選擇與培養。此外，教訓還有，涉及的領域過寬，遠沒有達到洋人的以犧牲寬度換取高度的境地。 “成功的經驗都是編出來的， 失敗的教訓才是真實的” 。

    基于這種教訓，我們腐蝕界的研究領域窄化與高度專業化、同行的詳細分工合作應該是需要密切關注的問題。至于如何實現，就沒有什麼具體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