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大軍  受訪者供圖

當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以下簡稱自動化所）副所長、研究員曾大軍20多年前嘗試深化人工智能和運籌學的基礎研究、推進社會應用時，人工智能還不像今天這般“時髦”。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和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經歷了經典的“決策科學+人工智能”淬煉后，曾大軍想進一步把這些理念和算法“理實交融”一下。

2007年5月，曾大軍加入自動化所，建立了實驗室，并把網絡開源信息、安全信息學等前沿思想和方法引入團隊。

“現在，很多社會學科領域的學者都在積極參與‘計算社會科學’的創新研究。事實上，2008年，我們就在曾老師的影響下接觸這些領域了。”曾大軍的同事、自動化所研究員曹志冬說。那時，社會計算、開源信息與安全信息學等都是比較新奇的概念；而現在，它們已成為促進我國數據智能、文理工學科交叉的重要創新方向。

杰青項目“打破基礎研究和實踐應用的次元壁”

2008年，移動互聯網還沒有登上歷史舞臺，中文信息資訊還處于門戶時代。但曾大軍已經隱約意識到，大規模的互聯網數據將會對未來社會產生巨大影響。

曾大軍迫不及待地想要深入研究這一背景下的新的“人工智能+運籌學”信息智能方法論，并探索它在中國社會所能扮演的角色——如何在各種復雜場景中，運用智能算法和人機混合等技術，提升決策的科學性？如何在國家關注的重點領域、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關鍵節點上，最大限度挖掘數據背后的規律，使智能決策的價值更好落地？

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以下簡稱杰青項目）給曾大軍送出了最關鍵的“助攻”。2010年，曾大軍獲得杰青項目資助，這讓他得以一邊深化信息智能方法論的基礎研究，一邊推進這些技術的應用。曾大軍認為，從基礎研究到應用推廣存在一定的壁壘，而正是杰青項目的及時支持，幫助他完成了這一跨越。

用曾大軍的話說，是杰青項目幫助他“打破基礎研究和實踐應用的次元壁”。

曾大軍的研究側重于分布式人工智能和多智能體系統。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他根據“人工智能+運籌學”的特點進一步錘煉、深化相關求解框架。他提出的“具有協同性和自適應性的信息處理和決策框架”，是該領域在國際上的首批原創性研究成果之一。

帶著跨學科思維和問題導向，曾大軍團隊在杰青項目的資助下，嘗試將他們的研究成果應用于多個場景：他帶領團隊為電商平臺、社交媒體設計自動推薦算法，幫助疾病防控體系開展大數據分析、預測與建模并實現疾控數據的社會孿生等，還多次為應對解決突發事件提供有力的科學方法和技術系統支撐。

這些工作在當時非常有創新性。例如，在與各級疾控中心合作的過程中，曾大軍團隊先后開發了傳染病動態預警分析軟件、動態傳播軟件、干預措施評估軟件，并搭建了公共健康在線感知平臺，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手段逐漸得到大量運用，增強了公共衛生監測預警能力，尤其提高了傳染態勢早期預警的敏感性和風險研判的準確度。

需要指出的是，智能技術在那時并不流行。2013年后，人工智能的“喧囂”漸起，國家開始重視，學科開始大幅向前、向好發展。直到AlphaGo2016年戰勝人類圍棋冠軍李世石后，人工智能才“一舉成名天下知”。

曾大軍告訴《中國科學報》：“對我而言，杰青項目對我們的工作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從學術研究到學科體系的完善，再到真正解決國家重大問題和滿足產業應用，都是從這個杰青項目開始的。”

“兩手抓”的學術“慣性”

對于杰青項目申請，曾大軍直言他并沒有太多可以分享的經驗。

“后知后覺地說，我們當時的工作符合現在講的搞科研‘既要頂天，也要立地’的理念，既有原始創新，也有實踐應用。”曾大軍對記者表示，或許正是當年的工作具備這樣的特點，所以杰青項目的申請過程相對順利，競爭也不像今天這么激烈。

縱觀曾大軍的學術生涯，他一直堅持先進理論和前沿技術“兩手抓”。

1985年，14歲的曾大軍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進入系統科學與經濟管理系和計算機系學習。

“當時的大環境就是‘學好數理化’，用數理化思維解決各類問題。”曾大軍告訴記者。

后來，曾大軍在卡內基·梅隆大學攻讀工業管理博士學位。學校濃厚的學術氛圍和世界領先的計算機研究水平，給了他“海闊憑魚躍”的機會。他參加該校工業管理學院與機器人研究所聯合培養的博士生項目，徜徉于智能科學技術和運籌管理學之中。博士畢業后，他在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工作時，仍然是“雙管齊下”。可以說，理實交融、前沿交叉貫穿了他的學術生涯。

“我認為科研的邏輯很簡單，即掌握了一套方法論后，你就可以不斷完善它、使用它，盡力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曾大軍說，如果要總結經驗，他最想分享的是，整體而言，需要扎扎實實工作，像算法更新那樣“小步迭代”、層層推進，在扎實的基礎上，追尋“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時刻。

支持科學家潛心研究，同時應注意分類管理

從2024年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實行對杰青項目的“滾動支持”，即通過對上一年底資助期滿的杰青項目開展分級評價，擇優遴選不超過20%的優秀項目給予第二個5年滾動支持，資助強度加倍達到800萬元；資助期滿后再擇優遴選不超過50%的優秀項目給予第三個5年1600萬元的資助，通過15年近3000萬元的高強度支持，集中優勢資源培養造就高水平領軍人才。

在曾大軍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機制。“它將在不同時間段內為優秀的青年科學家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讓他們可以潛心研究。”他說。

不過，曾大軍也表示，這一機制需要考慮與國家其他重大項目的銜接和區分，需要考慮如何更好地管理和協調，避免重復支持。“有了這個機制，有人可能會對‘獲得滾動支持的杰青項目’和‘未獲得滾動支持的杰青項目’加以區分。”他說，“可能需要科研管理者以更高的智慧，規避杰青項目‘帽子化’2.0版本上演。”

由此，曾大軍進一步談到了他對科研生態的一些感想。

“當前，在科研圈有一種‘常見的怪象’，大家都以獲得杰青項目、研究員或教授頭銜為追求目標，這也是當前‘破唯’行動很難撼動的一部分。大家都在‘卷’論文、‘卷’‘帽子’頭銜，殊不知要實現科技自立自強，不僅需要一流的科學家，還需要一流的工程師、程序員、臨床醫生、算法架構師、技術轉移經理人等。”曾大軍說，“我們不需要人人都在發論文、當教授這方面爭當‘狀元’，而是需要三百六十行的‘狀元’。”

“分類管理、分類評價非常重要，迫在眉睫！”曾大軍表示，客觀上說，大家不可能很快就改變認知和追求的目標，但社會亟須破除類似的尊卑觀念，應從待遇、資源配置等方面一視同仁對待不同專業、不同類型的人才。

“很多情況下，很多所謂‘研究’可能并不屬于科研范疇，不必做什么都披上科研的外衣。我們擁有成熟且龐大的技工體系，它與科研體系不該有高低之分。”曾大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