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念研究生怎么差點被開除？

饒毅

【本文的要點其實不是個人，而是觀點：研究生課程需要開到這樣的程度，才是好課。迄今，中國在生命科學方面的研究生課程內容淺薄的過多】

差點的意思是并沒有正式提出要開除我，而是當時自己感到快要不行的邊緣。

中國留學生：替補隊員參加主力隊

1985年出國的前幾年，最耿耿于懷的是國內媒體經常刊登我國留學生在美國如何如何輕而易舉，學業頂尖、研究杰出。因為那不是事實。對于絕大多數留學生來說，都碰倒這樣那樣的困難。天才如楊振寧，也曾因為實驗不行而沮喪過，何況其他人。

當然，對于不同的學生，在不同的學校、以及學校不同的專業項目，感受不同。但只要確實是頂尖的學校和專業項目，而且美國人認為有前途的，那么美國學生就會很強。當時也很容易看：有些學校有些專業項目，錄取中國學生平均不到每年一個。也就是，這些學校這些專業項目人家毫不稀罕中國留學生。1980至1990年代，估計有十幾二十年，MIT的生物系、舊金山加州大學的生物化學和神經生物學兩個專業、洛克菲勒大學的全校研究生計劃（本文制造MCR這樣一個平時沒有人用的簡稱來形容類似這三個學校專業的機構)，大約都是這樣。

有些中上和中等學校和專業，很快就變成依賴中國留學生，因為其美國生源質量不行。這些學校和專業畢業的中國留學生，并非就不行，而有少數反而出類拔萃。事后分析，可能因為沒有機會被美國學生嚇到，自信心得到保障，而且老師可能比較重視。

在MCR類，估計中國學生被重視極為罕見（如果有的話），而需要自己堅持。在目睹確實美國學生品學兼優、天賦和努力并進的情況下被老師重視后，不怕環境認為自己似乎是替補隊員，而以主人翁的姿態，為尊重自己而持之以恒。

成績單：不及格怎么辦？

成績單對教育最終端的學生（博士學位研究生）用處很小，對自然科學的研究生幾乎無用，除非不及格，基本沒人看。

到新學校（比如從農村到城市、或者出國留學），一般規律是第一年難、以后容易。

很多人不一定看懂我小學到南昌第一個學期成績單。而需要考慮的是當時我剛剛從農村回到南昌，前面都在農村讀書，而南昌的第一個學期就是一個重要問題。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當時文波的父親姜老師專門和我母親談過。姜老師當時是樟樹中學（“樟中”）的老師、后來在宜春。他專門說農村的學校比南昌的要差很多。所以，在南昌的第一個學期無驚無險平平坦坦說明農村沒有造成永久傷害，至少對一般小學讀書上課沒有特別影響。

在美國念研究生的成績單，1985年秋天開始。美國生物的博士一般4到6年，修課集中在前兩年。

1985年秋，我到美國舊金山加州大學（UCSF）的第一個學期，其困難是自己當時馬上意識到，需要特別努力。

我在美國念研究生的成績單有點奇葩：最初到美國的第一個學期專業課（神經生物學/神經科學201）得A，第二個學期經歷了我一生最難的考試（細胞生物學/生物化學245）也是A，但第二學年連續兩個學期有問題：一門連續一年的選修課在上學期不敢參加考試，得I（incomplete）未完成，下學期沒上課，得U（unsatisfactory）不滿意（也就是不及格）。

UCSF成為全世界生物醫學前幾名，其生化系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到1980年代，它不僅研究突出，而且教學非常好。生化系的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遺傳學、發育生物學都很好。

UCSF的神經生物學組建于七十年代末，主要是從世界第一的哈佛得到種子（而遺傳工程與哈佛的關系是反過來，UCSF輸出到哈佛）。

我到UCSF第一學期上神經科學課程有相當難度。

UCSF神經生物學計劃招生好像后來有過一年十幾人的時候，但當時我們同班只有4個學生（一位斯坦福大學教授的兒子、哈佛本科畢業，一位普林斯頓畢業，一位Reed學院畢業，再就是我--江西醫學院本科、上海第一醫學院碩士未畢業），從紙面上我比他們差的不是一點。

他們上課方式、考試方法也不同于我在中國的經歷。就說是劉姥姥進大觀園，也不是太離譜。

有外系學生加入聽神經科學的課程，所以通常上課8到10人，除我和一位臺灣的學生，皆美國學生。

美國考試分數按正態分布，在我之前幾年有過以一位中國學生，告誡我考試要當心很容易給美國學生墊底。

我很緊張，從小在中國被老師年年批評的“上課隨便講話、做小動作”都沒了。

我去美國前英文算很好的，但第一學期上課在語言上不能完全聽懂，而又不甘心用錄音機。

我在上海養成讀文獻的習慣，超出當時絕大多數國內老師的文獻閱讀（上海念研究生時曾外系老師出題，正好我讀過文獻，答題用了他不知道的，他事后找文獻補習）。在UCSF不僅讀每堂布置必讀文獻（一般一兩篇），還讀老師列的更長參考文獻的每一篇。那時要到圖書館一本一本找雜志、一篇一篇復印，有點體力活。

美國考試也不象中國生物、醫學背書就可以的方式，第一學期的神經科學就有動腦筋的題目。

學習內容很喜歡。

第一學期學習完全沒有把握，比較緊張努力致專業得A的結果后，隨即的苦惱是松下來不知道怎么過圣誕-新年，只好坐火車去斯坦福到上海期間遇見的高年級同學家里討飯吃。其實他們也不太會做飯，但比我孤家寡人好（我發明過醬油炒面包等奇葩食品，為了解決自己吃不慣美國食品又不會做中國菜的問題）。

第二學期必修生化系的細胞生物學（課號Biochem 245），當時出場的老師陣容強大：被公認比諾貝爾獎得主更聰明的Marc Kirchner（當時好幾個研究突破，后任哈佛細胞生物系主任、再后建哈佛系統生物系主任）、幾年后的諾獎得主Michael Bishop（1976年發現正常細胞有原癌基因）、G蛋白專家Henry Bourne、已經做出給他導師得獎工作的德國人Peter Walter等。全世界用的細胞生物學教科書都是當時UCSF生化系主任Bruce Alberts等主編（他后來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Science雜志主編，也就是2010年邀請施一公和我在《科學》刊物上發表社論的那位，他到UCSF以前在普林斯頓做過教授），這門課的質量很高。但是，Kirschner不僅講話大舌頭，而且他講課很深奧，等到出考題就更奇怪。

細胞生物學考試是帶回家的（take home），對我來說是第一次。但是，周一發下考題，我一籌莫展，全部搞不懂，一周時間過半，我還有題目不懂，特別是Kirschner的題目，心里顫顫巍巍，好不容易周五交卷，沒有把握，得了A非常高興。不過到今天，我也不清楚Kirschner的那道微管的題目我到底搞對了多少。與之相反，廣大中國本科生都認為生物好懂，細胞生物更是直觀，不可能神秘兮兮，其實原因是老師不夠好。

第二學期的解剖（Anatomy 235）是UCSF神經生物學要求的神經解剖。我很討厭解剖，但卻修過三次：江醫、上醫、UCSF。后面兩次我都要求只考試、不上課。上醫讓我考了，但沒有計分。UCSF讓我考了，還記了分，居然是A。

怎么第二學年翻車？

一個原因是我做實驗的動手能力不強（而多數中國學生就等到做實驗的時候翻身解放），第二年的時候定了實驗室，課程相對不重要，研究重要，但做什么研究，如何做好，很容易心焦。而那時已經接受了美國人的做什么都要高興，高興才做。這種矛盾心態，焦慮困難都自己悶在心里解決，可能容易心理失調，至少在還不能輕易駕馭心理模式的時候。

另一個原因是遇那個年齡人的常見問題：交往異性。我在上醫遇女友，1986年秋她到斯坦福大學念研究生。舊金山到斯坦福開車45分鐘。開車不熟練，開始還沒車，一周能見一次就不錯。那時留學生嚴重性別比例失調，斯坦福大學的中國男生別出心裁成立“斯光委”（斯坦福大學光棍委員會），一群男生有活動、可能還互相通風報信。除了這些，還有臺灣的、美國學生。我去她系里聚會玩到排球的時候，有個美國學生聽說我們關系后將球猛擊過來，直沖我的臉，好險。還有一中國女生自己將中國男友換成美國億萬富翁的兒子后，還鼓勵我女友交美國男友。

不能斷定，但推測很可能以上兩個因素導致我患甲狀腺亢進（甲亢病因不明，但書上說精神緊張可有貢獻）。不過，患病的前幾個月并不知得病了，只是吃飯特多、體溫高，而體重下降，看美國校醫得到我是沒病找病（那個草包醫生戴碩大的戒指，問我是不是要考試了，UCSF是學季，不是學期，當然經常是考試）。

我第一學年的A導致自我感覺良好，第二學年雖然我們神經科學的課程任務不重，但我自作自劃還開兩門難的課程：我當時決定要結合分子生物學和神經生物學，那么不僅要學好自己的神經專業課，而且非專業的UCSF特長課程也要學的與他們專業學生一樣好。

我額外開生化系的遺傳學（Biochem 200A）和分子生物學（Biochem 201）。遺傳主講老師是我一生聽過最好的：Ira Herskowitz（1946-2003），循循善誘，他的考題都很好玩而巧妙。我把它安排為考試課（要被A、B、C打分）。我還選修生化系開一整年的分子生物學課程（兩個學期的課號分別是生化201A和201B，名稱是Bio Reg， biological regulatory systems），

這樣的安排，終于吃不消了，甲狀腺亢進會頭腦發熱、晚上睡不著，而體力也很差，最后弱到一個俯臥撐都做不成，每天上學爬高坡有困難。因為遺傳是打分，我集中考遺傳（Biochem 200A），得了B，而沒參加Biochem 201A的考試，得了I（未完成，選修課只給滿意S，不滿意U，未完成I），第二學年下學期的Biochem 201B是自動繼續201A，完全沒有去沒上課，得U。

這種事情，我沒告訴家里（留學的第一年估計給國內寫了一百五十封信，其中五十左右給父母），一般學生到這種年齡都知道到說了也沒用。

第二學年下學期后期醫生化驗證明我患甲亢而不是無病找病，經過放射治療，去除了甲狀腺，不過后遺癥是每天需要服用甲狀腺素，迄今三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