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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該如何展開學術不端調查？或應將調查報告公之于眾

2019-07-03 09:22:55 作者：C. K. Gunsalus 來源：《自然》分享至：

本文作者C. K. Gunsalus是來自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的學術誠信專家。她參與設計了一份包含26個要點的學術不端檢查清單，大學工作人員可以使用這份清單來指導相關調查。在昨天的推文《佐藤科研造假案反思：大學該如何展開學術不端調查？》（見文末熱門文章）中，Andrew Grey團隊在研究中就使用了這份清單。本文呈現了更多Gunsalus對建立學術不端調查系統的心得與觀點。

C. K. Gunsalus表示，除非不得已要公開調查過程，否則機構在處理學術不端時總是南轅北轍。

在擔任學術誠信官、學術不端調查鑒定證人和顧問專家的幾十年里，我獲益匪淺，也見過不可原諒的學術不端行為。即使在調查流程規范、調查結果明了的情況下，大學也很少會公開調查報告。這種隱秘性使得學術不端屢禁不止，也滋生了外界的不信任。證據是，現在持續有人揭發大學對性騷擾指控處理不當（可能持續多年）。

圖片來源： Pixabay

科研正在變得越來越透明。大學的做法也應如此。公開學術不端調查報告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大學可以從自身以及其他機構的調查中汲取經驗。學校領導也會更加重視相關舉報。誠實的研究者也會因此意識到，雖然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常常是不確定的，但是這和那些會引發學術不端調查的行為截然不同。

我們已經在醫療領域看到了這樣的轉變。5月，一項研究顯示，在英國的醫院里，如果醫療工作者能夠暢所欲言而不用擔心前途受阻的話，醫院的死亡率將會降低（V. Toffolutti and D. Stuckler Health Affair. http://doi.org/c6df; 2019）。我常常發現，機構調查者問的問題是錯的，比如“我們不需要報告這件事吧？”“誰能料到X博士會做這樣的事？”或者（對舉報者說）“你怎么會想給自己的項目惹麻煩呢？”調查者會把所有的罪責都推到一個人頭上，而不去審視合作者或導師的問題。如果調查對象離職，調查就會驟然停止。曾有一個研究團隊有12篇臨床試驗論文被撤，所涉機構對此進行了調查。2019年，研究人員發表了對這項學術不端調查的分析結果，指出雖然調查持續了8-17個月，但是他們并沒有檢查該團隊的臨床前試驗，哪怕是在收到了詳細而嚴肅的舉報后也沒有這么做（A. Grey et al.Res. Integr. Peer Rev. 4, 3; 2019）。

遺憾的是，這種情況似乎并沒有改觀。30年前的1989年，一群律師和科學家發布了一份報告，稱在媒體報道的21起學術不端指控中，至少有8起沒有得到所涉機構的妥善處理。（當時沒有足夠信息能對所有這些指控進行評估。）從那時開始，防止和應對學術不端的資源開始增長起來。至少在3個大洲都出現了專業的學術誠信協會。可是大家并沒有搜集關于大學內部學術不端調查有效性的可靠數據，甚至連學術不端類型和發生率的數據都沒有。

去年，英國議會報告稱，四分之一的大學無法按要求提供年度“書面報告”，說明是否進行了學術不端調查，以及學術不端調查的數量。只有58%的大學提供了過去兩年的相關報告的網絡訪問鏈接。

現在是時候改變這個局面了。如果用正確的方式進行學術不端調查，如詢問“你是否希望你的聲譽和一所支持不名譽研究的機構聯系在一起？”“怎么做有可能避免這件事發生？”“關于如何做研究，我們的學生學到了些什么？”“其他研究者是否依賴這項研究？”那么學術不端調查將會變得更有效率，甚至可以推動系統性的變革。機構的調查程序不僅應該保護舉報者和被舉報者的權益，還應該保護學生、同仁、學者以及知識的進步。我建議分三步走：制定一個可以夯實調查流程的清單；將調查報告送出接受外部同行評議；公開調查結果。去年，我和同事發布了一份試驗性的清單（C. K. Gunsalus et al. J. Am. Med. Assoc. 319, 1315–1316; 2018）），在包括外科和航空運輸在內的許多學科里，都被證明能有效改進調查流程和結果。

但是，如果不能對調查者追責，即使是最好的指導意見也是紙上談兵。我們對科學研究采用同行評議做法，對調查也應如此。大學應該相互合作，互相進行同行評議，在報告最終出爐前加以審核。

當報告完成的時候，機構應該將其公開。當然，要實現這個目標，將面臨許多復雜的選擇，這涉及對弱者和無辜者的保護、時機以及保密性。目前的一些政策需要調整。而一些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的措施已經在展開了。

資助機構和研究者尋求創造更加健康的工作環境。開放科學正在壯大。研究論文開始報告越來越多有關研究方法的細節，研究數據也變得越來越公開了。大學應該采用相似的原則來指導學術不端調查。我們要建立一個和科研一樣經得起考驗、公開且可追責的調查系統。

據我所知，最值得借鑒的一起學術不端調查是關于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一位放射學家的。有人舉報他的兩篇論文數據重復后，他本人辭職了。而學校教員則組成了調查委員會，對其所有137篇論文進行調查，發現其中60篇涉及造假或存疑。后來，他們發表了調查結果，努力修正科研文獻記錄（R. L. Engler et al. N. Engl. J. Med. 317, 1383–1389; 1987）。這件事發生在30多年前，但是對于今天仍有啟示意義。制定清單和增加透明度會讓這個案例所體現的勤勉盡責成為準則而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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