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和突發公共事件的挑戰，我們需要正視國內長期受制于人的“卡脖子”問題背后關鍵科學問題的復雜性，深刻認識提升科技創新體系化的戰略必要性。科技創新體系化呈現出整體性、結構性和有機關聯性要求，需要技術體系化和組織體系化的持續推進與互動，有效應對風險和不確定性。在聚焦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時，應通過超前部署“鍛長板、補短板”相結合的系統性科技戰略布局，形成有自身特色的新需求、新技術和新架構，改變孤立、被動的應急模式，通過加強知識突破與商用生態的全面聯接來增強科技創新體系化的效能、活力和韌性。堅持對內對外開放合作，推動傳統的科技外交向“新型創新外交”轉型，將體系化的創新勢能戰略性落地釋放，真正有效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來“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

1、科技創新體系化：新形勢下科技強國建設的戰略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于 2020 年 4 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指出，要從體制機制上增強科技創新和應急應變能力，加快構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實現“補短板、強弱項、堵漏洞”，提升科技創新體系化能力。這也為我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全力提升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化能力指明了進一步的戰略方向。

近期國際形勢風云變幻，全球科技競爭愈發激烈，我國在高科技領域所面臨的技術、人才、投資和供應鏈等方面的挑戰日益嚴峻，關鍵技術“斷供”和產業脫鉤所面臨的風險日益明顯。

近年來，我國科技事業取得了一批新突破，但在以高端芯片、高端醫療設備、航空動力裝置、數控制造、高端專業制造裝備、特種材料、電子化學品和基礎軟件系統等為代表的諸多戰略性產業領域，仍然存在眾多受制于人的“短板、弱項、漏洞”。

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我國在以體外膜肺氧合（ECMO）和有創醫用呼吸機等為代表的高端醫療裝備制造領域對國外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的依賴。因此，在新形勢下，戰略性聚焦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避免孤立和被動應對“短板”，具有更為急迫的重大戰略意義。

隨著科技創新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的科技創新體系在明確技術創新、知識創新、國防科技創新、區域創新和科技中介服務等功能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包括政府、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社會中介服務機構和個人等的創新行為主體，以及創新資源和創新環境在內的布局。但要實現科技前瞻和技術引領，需要正視我國長期受制于人的“卡脖子”技術背后科學問題的復雜性。在面對重大風險和不確定性面前，需要全面強化科技創新體系化能力，從而形成對核心技術突破的有效支撐，才能化被動為主動。

實現“補短板、強弱項、堵漏洞”是一個系統性的戰略命題。該命題反映在科技體制機制上，就是必須以技術和組織雙維度的持續體系化，真正提升科技創新體系本身的效能、活力和韌性，既須未雨綢繆，防止某項關鍵技術或產品的“停供”引發產業“斷鏈”；更要依靠體系化的勢能，協同發力開放聯接全球各類創新要素，根本性地提升國際競爭力。

2、科技創新體系化的結構與特性

系統論是我們認識科技創新體系化能力的主要理論視角，即從整體出發來把握科技攻關必須關注的核心問題，更有效率地組織、調動不同的創新主體和資源來實現既定的戰略目標。科技創新的體系化能力，是指圍繞重大戰略需求，能夠將諸多創新單元、要素進行高效集成，動態組合有效創新攻堅的能力，形成大縱深、跨學科、全鏈條合作，增強體系效力，激活體系活力。面向“補短板、強弱項、堵漏洞”的重大要求，科技創新體系的高效能主要體現在2個方面：

1.科技創新的目標是否實現；

2. 在實現科技創新目標的前提下，是否保持了較高的創新效率。

科技創新體系化的結構：技術體系化和組織體系化

科技創新體系的結構體現在技術體系化和組織體系化 2 個方面，兩者交互促進，共同形成復雜的國家技術創新體系化。

1.從技術體系化來看，技術體系是圍繞某個領域、某項產品或工程，由各種技術之間相互作用、相互聯系，按一定目的、一定結構方式組成的技術整體。其中，決定產品技術路線能否實現且難以被替代的一類技術被認為是該產品的核心技術。可以看出，要有效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在關鍵性領域提升科技創新競爭優勢往往并非取決于某一項單點技術是否先進，而是取決于對相應技術體系的持續優化、整合和自我增強機制。

2. 從創新組織的體系化來看，技術創新除了研發過程，還涉及技術生產、配置等環節，以及資源適配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中，技術研發組織模式、資源配置模式、商業價值實現和評價機制等制度是否能持續完善，將決定技術創新體系能力的高低。

科技創新體系化的基本特性

科技創新是一個包含各種要素、各種主體互動的自組織復雜系統行為，一般認為科技創新體系化具有 3 個基本特性。

1、整體性

科技創新的體系化能力遵循“木桶原理”，即科技創新體系構成要素和運行環節中存在的明顯“短板”或者“漏洞”，都有可能成為創新體系整體或者局部“失靈”的重大隱患。

2、結構性

即科技創新活動要形成從頂層設計到部門協同、從政府參與到市場主導、從基礎研究到開發利用，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結構化分工和布局，實現政府和產業協同作用下的科學探索、技術開發和成果轉化接續銜接。

3、有機關聯性

即科技創新體系內各類創新資源和創新主體間擁有靈活的動態適配和鏈接機制，而不是僅僅依靠命令的機械式捆綁。

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依靠科技創新體系化能力的提升

關鍵核心技術具有高投入、知識復雜性和嵌入性、商用生態依賴性等特點，其攻關尤其需要不同學科背景的技術單元力量的深度協同。

例如，對于“卡脖子”的“芯片制造核心工藝與裝備”的攻關，需要光學、數學、物理學、微電子學、材料學與精密機械及控制等多學科團隊的交叉協同，需要在結構、器件、工藝及檢測等領域攻克一系列核心科學技術難題。

再如，面對突發重大疫情的防控，需要組織跨學科、跨領域的科研、臨床、防疫、健康等團隊，涉及生命科學、生物技術、醫藥衛生、醫療設備等領域的協同，才能具備快速應急反應能力和解決問題的持續創新能力。

戰略性領域的突破往往是由各種技術相互作用、相互聯系，按一定目的、一定結構方式組成的整體技術突破和梯次合作。而我國在高速鐵路和特高壓等領域的成功創新發展，正是因為成功地取得了這種整體技術突破。

3、聚焦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協同改革、推進科技創新體系化

現階段科技創新體系化的“弱項”和“短板”

我國科技事業近年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要有效應對各類突發的重大挑戰，科技創新體系整體性、結構性和有機關聯性仍顯不足，難以激發理想的系統效力和活力。

當前，國內科技界仍存在彼此分割、缺乏協同的“小作坊”式研發，往往滿足于在各種“圍墻”和“柵欄”以內各自為戰的狀態，對內對外創新開放合作的巨大潛力還遠未發揮出來。雖然國內企業研發投入已占到全社會投入的大頭，但大多數僅涉及技術的具體應用工作，真正涉足核心技術突破的重大創新很少。

此外，在一些戰略性領域，產業核心技術的持續市場化體系尚未建立，部分研發止步于實驗室與樣機階段，經常存在“有技術無產品、有產品無產業”的窘境。國家對科技的各類財政投入的模式創新與有效撬動作用仍然有待加強。

面對嚴峻挑戰與不確定性，改變當前相對碎片化分割的局面，科技創新體系化能力的深化迫在眉睫。同時，在基礎架構、基礎零部件和基礎軟件平臺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弱項、漏洞”，嚴重掣肘我國在很多戰略性領域的競爭力和應急反應能力。可見，要有效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無論是使命導向還是商用導向的攻關任務都需要從系統論的高度考慮目標和布局，這樣才能有效提升科技創新體系化能力，形成高效協同、補位合作和錯位競爭的創新戰略布局，確保創新體系的活力和效力。

提升技術體系化能力：鍛“長板”、補“短板”相結合的系統性戰略布局

面對日益嚴峻的外部環境挑戰，在推進各領域新興技術跨界創新時，應從戰略高度、以戰略思維系統謀劃科技創新布局，優化 5 類國家科技計劃，形成鍛“長板”、補“短板”相結合的系統性戰略部署路徑規劃，形成多維度、多循環的關鍵技術供給體系和對內對外開放合作格局。

1、從“長板卡位”來看

在新一輪數字科技革命和產業智能化變革的大潮下，一方面，需要研判我國未來有希望引領科技發展、構筑競爭“長板”的領域，重視增強戰略技術前瞻儲備的創新工作，強化原始創新，增強源頭技術供給。另一方面，要在推動我國特有的海量數據和數字化普及場景下，推動新知識和新技術深度連接和耦合發力，在一些戰略性領域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新技術、新需求與新架構，在國際科技格局中形成局部的競爭動態均衡。

2、從“短板補位”來看

針對事關產業核心競爭力的底層技術和關鍵技術突出的“短板、弱項、漏洞”，布局上需要努力形成多循環、多路徑的關鍵技術有效供給，即深入分析研判哪些環節可自主突破、哪些需要進口替代、哪些必須要同國外伙伴堅持長期合作。強化底線思維，壓實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任務部署，做好關鍵核心技術和零部件“斷供”等突發事件的應急預案，對于長期受制于人的各類“卡脖子”技術的攻關，做到精準持續安排。

提升組織體系化能力：知識突破與商業實現的價值鏈接

對于“重中之重”的關鍵核心技術的攻關，要探索大縱深、跨學科的研發模式，打通產學研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拓展包括產業大基金在內的各類創新投資渠道，實現集科學發現、技術躍升和產業化方向于一體的突破，實現知識突破與未來面向商用生態的有效銜接。這需要聚焦全球競爭的源頭技術供給，而不僅是追逐“國際發表熱點”，更需要形成核心技術突破后的持續改良機制，及時跨越技術商用的成熟度閾值。

實現知識突破與商業實現的價值銜接，需要改革當前重大科技創新工程的組織實施方式。

1. 要推動創新體系的各研究單元聚焦戰略需求，形成實質性資源整合。提升跨單位邊界的大團隊二次深度組合，優化跨研究單元合作前沿成果認定、人員考核和激勵機制。例如，2018年7月美國啟動“電子復興計劃”（ERI），以構建面向2030年“新架構、新設計和新器件”的高技術體系。除了支持若干美國國家實驗室、常青藤大學等機構，美國領軍高科技公司（如英特爾、高通、IBM、英偉達等）的核心活躍研發團隊也得到了該計劃的資助。這種注重在戰略性領域形成在學科前沿和技術前沿的“雙領先”，定位于學科前沿技術的開發與市場應用轉化的高效銜接。

2. 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充分發揮領軍企業在市場前景驅動下，高效實現前沿成果潛在價值的優勢，發展面向產業變革的新型研發機構，形成“以重大商業瓶頸攻關牽引重大科技原創成果、以更多科技原創成果支撐重大商業瓶頸問題解決”的體系良性循環。面向市場應用的關鍵核心技術，要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將關鍵技術突破、樣品規模商用和產業生態培育等環節緊密結合，重視面向產品穩定性和可靠性的持續商用化研發。

在一些戰略性的重要領域，要特別重視發揮國內下游“超級用戶”企業的集成整合作用，以產業鏈下游企業的“訂單”甚至“注資”來真正激活上游產業的研發資源，形成多元主體協同的創新生態聯合體，注意扶持具有“戰略備胎”能力的優秀供應商和中小微科技創業群體。

例如，在平臺軟件或者核心處理器芯片的“攻關”研發中，不僅要看研發出的樣品的單個技術性能指標如何優異，更要重視培育國內外應用開發商和工具開發方的生態支持，這樣的“創新突破”和“自主可控”才會有生命力。

增強體系化的效力和活力：讓協同和鏈接無處不在

提升持續創新活力的關鍵在于高水平的支撐和服務體系，將分散和割裂的創新單元、創新要素進行有效協同、互補，保證體系創新攻堅能力沿著預定戰略方向發展；面向規模商業應用的未來愿景，堅持明確分工、明晰權責；推動產業鏈下游考核上游，落實成本和風險共擔、知識和成果共享，通過產學研用多方協同攻關形成多樣性的技術有效供給，構建競爭合作的開放商用生態，及時進行滾動優化，提升對突發事件的快速響應及重大攻關的能力。

1、改革創新治理體系，形成多元參與、協同高效的創新治理格局

一方面，順應創新主體多元、活動多樣、路徑多變的新趨勢，強化政府戰略規劃、政策制定、環境營造、公共服務、監督評估和重大任務實施等職能。另一方面，建立創新治理的社會參與機制，發揮各類行業協會、產業基金、國家級科技社團等在推動創新驅動發展中的作用，形成多元參與、協同高效的創新治理格局，打破各種無形的“圍墻”和“柵欄”，系統整合和優化原來碎片化、孤立、重復的科技創新投入和戰略布局。

2、鼓勵重大攻關計劃的創新單元之間的知識共享

鼓勵集成創新能力強的創新型領軍企業，與其他創新主體形成協同互動。在核心技術攻關上，借鑒比利時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集成電路重大公共創新平臺的成功經驗，制定權責分明的知識產權共享和保護機制，鼓勵各類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形成優勢資源平臺的吸引力和合作凝聚力，引領對領域的核心科學問題和共性技術的持續攻關。

3、打基礎抓尖端，培育跨學科、大縱深的人才與研發平臺

建議將國家的某些高端人才計劃更加向創新型領軍企業傾斜，激發產業領軍企業的創新熱情；在以集成電路為代表的戰略性領域，探索高校和領軍企業“深度聯合培養”模式，完善高端創新和產業技能“二元支撐”的人才培養體系，系統提升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科技研發“三位一體”創新水平，打造跨學科、大縱深人才高地；同時，不斷優化面向特定戰略場景的人才考評、配套服務，構建開放活躍的人才引培和流動機制，集聚區位和產業勢能，打造全球創新人才流動網絡的核心節點和“人才高地”。

4、依托創新外交鏈接全球創新生態

建立科技創新體系化的戰略思維，并不是要自己“面面俱到、包打天下”。實際上，越是面臨可能“被脫鉤”的國際形勢，我們越要堅持和優化與國際合作伙伴的靈活合作方式，多維度、多路徑提高我國對全球科技創新網絡的嵌入率與貢獻度，積極開展以共創價值為導向的“新型創新外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創新競合之勢，有力提升在全球創新開放格局中的位勢，有效提升全球配置創新資源能力。

4、結語

面對嚴峻的國際科技“被脫鉤”等挑戰，我們要始終面向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需求，聚焦“卡脖子”問題背后的復雜科技挑戰，進一步圍繞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和“十四五”科技創新規劃，構建有力支撐高效能、高活力和強韌的開放科技創新體系，將體系化的創新勢能落地釋放，以技術和組織雙維度持續體系化降低外部風險的沖擊，戰略性地“補短板、強弱項、堵漏洞”，同時注重鍛造面向未來的在全球創新鏈中的優勢“長板”和強項。

堅持市場化導向，創新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在科技領軍人才發現、培養、激勵等多方面發力，聚焦推進科技創新治理和體系化能力建設，形成多元主體協同創新的高效組織體系，從而為早日建成世界科技強國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