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科學家協會副主席Gail Cardew教授在《Nature》發文稱：“倫敦Wellcome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學術界普遍存在刻薄的、甚至更糟的情況。學術帶頭人深表擔憂，一方面是青年研究員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是這種壓力可能會降低科研質量。我認為，需要擔心的還有更多。”

如果很多科學家都在缺乏信任和尊重的文化中成長生活，那么和公眾建立彼此信任和互相尊重關系的概率，恐怕極低。

然而，當下，當人們“受夠了專家”的時候，這種互信和尊重的關系尤為重要。

根據民意調查公司Ipsos Mori2019年發布的一項報告，人的行為舉止，尤其是考慮他人利益的能力，影響其可信度。這個觀點在另一個調查中得以證實，該調查對象為居住在可能受了污染的土地上的居民，調查發現，居民們稱科學家不可信賴，不是質疑科學家的專業程度，而是質疑科學家與公眾是否有相同的利益考量。

科學界的不友善有太多讓我感到悲哀的地方。很顯然，研究人員起初是充滿熱情，期待能陶醉在科學發現的喜悅里的，但后來只會發現，對這門學科的熱愛逐漸被恐懼和焦慮侵占。此外，我目睹了很多不良文化充斥著實驗室，甚至影響到科學家與公眾的關系。

幾十年來，我致力于研究科學、文化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最近，作為英國皇家學會科學與研究部門經理，我帶領團隊從面對面、網絡、電視以及課堂等多個維度來聯結頂尖的科學家和公眾。我一直認為，科學家有責任介紹、討論他們的工作和意義。

負責的科學研究包括與公眾聯結。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在嘗試努力：在科學節上講話，發表公眾演講或訪問學校。他們不僅講述自己的科學研究，還講述，作為一名科學家將有機會去思考人類面臨的很多未解難題，這是多么地奇妙。

大多科學家對聽眾抱有興趣，并對他們的問題給予周道、善解人意的回答。但是，有些科學家在聽到可能被解讀為質疑其專業能力的言論時，會變得抗拒；有些科學家會忽視他們認為無關或愚蠢的問題；如果公眾沒有提問，有些科學家會感到不快，將公眾缺乏自信誤認為缺乏興趣。那些與公眾進行聯結，卻不太友善的科學家，只會讓事情更糟。在一個尷尬的案例中，演講者斥責聽眾中的女性不提問，那么可想而知，聽眾接下來對這里的科學以及由此產生的政策有何感受了。

有個小孩子曾經問NASA的首席科學家Ellen Stofan，樂高積木在火星有什么用處？Stofan給出了溫暖且激勵人心的回答。“首先要有人去想象，才有我們在NASA做的一切”，她說，“你要學會創新，正因為此，藝術是教育的重要組成。”毫無疑問，這樣的回答讓她的小聽眾對科學產生了更高的敬意。菲爾茲獎獲得者Cédric Villani曾說，“與公眾聯結，讓你重獲活力，并且幫助你去理解自己在做什么，為什么做這些。”

Wellcome的調查顯示，近80%的研究者認為是競爭導致了不友善甚至具有侵略性的環境氛圍。有61%的人目睹了欺凌或騷擾，43%的人則親身經歷過。只有37%的人認為自己可以直言不諱。

在這項調查之后，Nature發起了投票，結果顯示大部分人認為機構、資助者、實驗室負責人應當承擔改變這種文化的責任。如果我們想要塑造對科學、科學家的信任，不能只考慮“我們獲得了什么”，而必須考慮“如何才能影響身邊的人”。

人性化的環境需要正確的決策，而非運氣。

抽時間定期反省，如何能更好地處理問題，鼓起勇氣及時地與事件相關人坦誠交流；

尋求引導，尤其是向那些經驗不是特別豐富，還沒有那么強大的人，因為他們往往會提供全新的視角；

給別人學習和成長的時間，能意識到他人何時需要幫助，以及何時需要獨自經歷和成長，包括犯錯誤；

最重要的是，所有人都應該感受到，能夠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在這種環境下，生活和背景的差異受到歡迎，獨特的視角和貢獻得到珍視，而非批評和指責。

友善的科學研究文化將給研究以及更高質量的科學探索帶來更強勁深入的支持。維護公眾信任，不應當意味著在嘈雜的世界上更大聲地呼喊。相反，我們應當審視自身言行，捫心自問：我們的所作所為，真的最大程度地考慮了他人了嗎？（文：疾風）

參考文獻：Gail Cardew，Nature 578, 9 （2020）

doi: 10.1038/d41586-020-002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