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提出
歷史是一面鏡子,“逃離科研”事件早在多年前就已經發生,如獲得麻省理工全額獎學金北大才子柳智宇大學畢業后遁入空門;新華網2003年刊載了一篇《我為什么“逃離”科研隊伍:一位科技人員的自述》,報道了在某研究所工作的4位研究員集體辭職,主人公列舉了“保密風氣濃厚”、“科研成果署名混亂”、“重當官、輕科研”等等理由。這不由得讓所有人重新想起了“錢學森之問”——“中國的大學為什么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
更需要反思的是:到底是什么讓這些優秀的人才毅然決然退出,教育體制和社會環境又出了哪些問題?
“逃離科研”原因探析
01 博士生待遇過低
中科院院士楊玉良認為:“國內博士生待遇低,造成隱性教育不公。”根據大量研究調查,目前我國博士生家庭絕大多數為工薪階層,有些甚至是貧困戶,當一個博士生在經歷了小學、中學、本科、研究生階段后,已經耗費了家庭中大量的財力,甚至使家庭負債累累。由博士獎學金、學校補助和導師補助三者構成的待遇僅僅1000元左右,相比于國外其他國家的優良待遇(德國博士生為1200歐元/月,法國博士生800歐元/月),我國博士生是嚴格意義上的高科技民工。網友“非主流博士生”表達了對博士生待遇的不滿:“武漢大學雖然算不上什么頂尖級的學校,可是博士生的待遇確是末流……心情很沮喪,來此發帖,抒發憤懣”。博士生待遇低直接導致了他們為了生存不能將主要精力放在學術科研上,而通過在校外兼職的形式獲取經濟收入,降低了博士生培養質量,也使他們精力渙散,不能專注于本身的研究項目,不僅在學術上未能取得較好的成績,也沒有在事業、愛情上得到理想的回報。
如果說讀博過程中低待遇是暫時的,那么博士畢業后又會如何呢?很明顯,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博士就業的主要渠道,《中國人才發展報告(2009)》指出博士在高校就業的月工資最低,僅為3932元,其次是科研院所為4709元,遠遠低于在企業就業的水平(7184元)。即使在高校內部,本土博士和“海龜”博士的待遇也相差很大,在高校中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是:“海龜上岸,土鱉滾蛋”。以武漢大學為例,理工類海歸博士科研啟動經費在5-20萬,安家費3萬,并且在住房方面安排3室1廳,對于土博士科研經費實際只有0.5萬,安家費補助僅為1萬元左右,住房是1室1廳且難以保證。大躍進式的國內博士教育發展使土博士學歷貶值,更造成了他們的生存壓力增大和學術成果的減少。2013年《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顯示我國高校青年教師每月能有結余的只占31.3%,23.7%的人收不抵支,11.8%在工作前幾年主要靠父母和配偶支持,14.2%以兼職收入為主要經濟來源。
在房價和生活成本高漲的當今時代,維持生活、養家糊口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基本現實,尤其是對于大學青年教師而言,住房問題、婚姻問題、子女問題都要依靠足夠的經濟能力,而那些束縛型的口號—“為科學獻身”、“追求真理”在博士心中已經不再那么響亮。
02 科學精神的缺乏導致“科研路”難以為繼
科學精神是“求真”“務實”、“探索”、“理性”等要素的集合體,具體而言是要求從事科學工作的工作者具有對科學知識的信任感、對已知和未知領域進行探索的動機和能力、對不同科學觀點的包容與融合能力、對事物科學批判的勇氣。但無論在讀博前還是讀博中,科學精神的缺失無處不在。
(1)基礎教育階段的“應試教育”
現實教育中,“科學精神”只不過是很多人放在口頭上用來交流表達的語句而已,很多家長與教師所關注的并非是“科學精神”,而是“科學名氣”,只要自己的子女或學生能夠考上重點大學、碩士、博士,把錄取通知書和畢業證、學位證拿到手,那就意味著大功告成。正因為此,拔苗助長式的“應試教育”及相應的附屬品(過度的補習、課外教育)使中國教育變的更加低效,這本身就違背科學規律。在這種培養模式下,學生們學到了很多應試技巧并提升了相應能力,但在實際問題解決與規律挖掘上卻一籌莫展,進入博士階段后面對著大量的科研難題和創新任務,他們會突然發現實現理想并不那么容易,過去很多年里自己所學習的到知識與處理問題的方法已經不再適用。
(2)博士在讀期間的“應試科研”
工程院院士秦伯益認為:當前科研領域存在著科學精神缺乏問題,年輕人只是從“應試教育”轉變為“應試科研”,創新意識和個性被抹殺。對于博士生而言,在3-4年內完成基礎課程和理論課程的學習、博士論文的撰寫任務需要耗費很大的精力與時間,但為了能夠迅速畢業、找工作,博士生更傾向于通過一些投機取巧方式獲取學位,如重復研究、將以往成果改頭換面、甚至學術剽竊等等。同時,由于在國內外核心期刊上發表論文已經成為博士生畢業和考評的重要條件,淪為“學術民工”的博士生,在“博導一言堂”形勢下只能委曲求全,對于論文和項目,只要“老板”認為正確,自己就不能也不敢提出任何異議,導師的觀點已經為博士科研活動的一個應試標準,博士生普遍缺乏科學的思辨、挑戰精神與動力。
(3)走上教師崗位后學術生態環境的不佳
青年教師在“講師-副教授-教授”的升遷路徑上也面臨著繁重的論文發表和項目任務,為了實現職稱晉升,青年教師不得不進行灌水式制造和發表論文,“十年磨一劍”已經成為混學術圈最次策略。正如一些博導所言:“你只要在SCI、SSCI、CSSCI上把文章發了,具體寫的什么內容也沒有幾個人真正的去看。”論文導向機制條件下大學教師評價體系已經完全扭曲了遵從科學和真理的基本精神,功利性的科研氛圍讓剛走向工作崗位的博士走入困境,一些教師工作成績優異、科研水平也比較高,但就是因為沒有在學校規定的目錄期刊上發表出規定數量的論文,而遭到直接或變相的懲罰。例如2003年的浙江大學講師朱淼華因無論文被淘汰下崗,2013年網曝湖南大學講師楊飛因未發表論文被校方調離教學崗位……這些事件都直接體現了當代學術青年在高校中的生存的壓力,無數的青年教師不能夠將有限的時間集中于有價值的創新,為了生存只能隨波逐流。總而言之,在人才的初期培養、中期形成與后期運用這三個階段中,每個階段都存在著不利于形成科學精神的人文與制度氛圍,摻雜了太多功利性因素,科學精神化于無形。做科研是為了獲取名氣、良好的工作機會和評上職稱,王曉燾對某重點高校166位博士的調查顯示:只有21.5%讀博為了從事學術,而38%是為了好找工作,16%為了職位晉升,24.5%則是因為被動愿意。生存與科研綁定在一起,逼迫廣大青年教師為了金錢、晉升職稱資本去做科研,“短平快”的粗制濫造和灌水式科研非常有效,當他們獲取了副教授、教授職稱后(爬坡成功),就徹底松懈,逐漸從學校中蒸發,開公司、做生意、放棄科研。
03 科研與期刊管理的缺陷
當前大多數高校引進的教師都要求有博士學位,博士研究生已經成為大學教師的主要來源部分。從博士培養的供給需求來看,需求方——博士生只要能夠取得學位證、畢業證,對研究創新關注度甚低;而供給方——博士生導師忙于跑項目圈錢,根本對博士沒有指導,高校也簡單的將博導質量歸納為拿了多少國家自科、社科項目,完全扭曲了博士生導師原有的功能與含義。吳銳認為在我國“博導終身制”雖然不是一個公開的制度,但長期以來我國高校博導職位是現實中的終身制。這既不同于歐洲的“師徒制”,又有別于美國的“老板制”,現實的尷尬與拷問飽含了對博士的摧殘,一些學生博士4年僅是在開學和畢業時見過老板若干次,平時不管不問,更有些博士期間根本沒有受到導師任何有價值的指導,缺乏對研究領域前沿的追逐,而是忙于幫助導師承擔課題項目,當然其中不乏大量無創新意義的橫向課題。這些現象的背后實際上是中國大學制度出了問題,正如清華大學退學博士王垠所言:博士教育就是“paper(論文)、論文,paper還是paper,而我的成就是”我的自我培養“。為什么要發那么多論文?做那么多項目?因為有了項目和論文,高校排名能夠高居前列,學校知名度高了就會招收到更優秀的學生,而學校領導面子上也光彩萬分。教育部門、科技部門更熱衷于與博導們打成一片火熱,國家的科研經費在很多官員和教授手里被私自瓜分,所以從一個頂層設計角度看就已經注定了博導圈錢、跑項目是一個大趨勢。在這一過程中博士生們或許見的許多許多,但敢怒不敢言,更重要的是博士生成為博導們的槍手,在制造了大量的所謂”科研成果“后也許連一頓飯都不會被賞賜。
在高校發表論文是博士畢業和青年教師晉升的必經之路。對于發表論文,目前已經引發了熱烈的爭議,本文暫不考慮發表論文是否是評價科研績效真正有效的指標,也不去評價高校發論文制度到底對不對,這里主要關注在一個期刊市場上,作為科研主力軍——博士的窘境。首先,核心期刊版面的緊俏,僧多粥少,讓全國高校、科研院所的博士、青年教師研究人員以及許多在職官員博士生擁擠不堪,想盡一切辦法在SCI、CSSCI來源期刊和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多刷上幾篇,一些博導、教師不擇手段和不顧學術道義搶占版面,力圖將自己打造成學霸,人大經濟論壇有網友曝出:西北農林科大某博導帶領博士生瘋狂搶版面。學術界有很強的”馬太效應“,論文和項目做的越多,獲取項目和發表論文的機會也就越多,形成壟斷。而廣大的博士生和青年教師則處于被壓迫的地位,他們整天被學校安排的論文任務所煩擾,一些經濟狀況不好的博士生甚至賣血發論文。期刊市場化改革后,一些期刊為了生存或出于盈利目的,將廣大需要發論文的博士生和青年教師們當作待宰的羔羊,在編輯人員道德、審稿規范上也有很大缺失,關系稿、金錢稿現象橫行,極大壓迫了青年學者們的生存空間。筆者將中國學術界歸納為:在不規則的游戲規則下繼續采用不規則的運行機制,可以想象在一個熬資歷、缺乏學術自由的環境下,抱有遠大理想的青年學者面臨著怎樣的壓力。
04 婚姻、就業與健康問題
博士生首先作為一個人,然后才是學者,除了考慮以上因為教育、學術帶來的壓力外,還應該注意到個體壓力。一是婚姻壓力。王元元通過對蘇州、上海、濟南等地高校博士生的調研顯示,博士生壓力按照大小排名為:婚戀、學業、經濟、就業壓力。而一些調查也證實了婚姻問題是導致博士生壓力的重要原因,可以想象原本以為通過把書讀好能夠實現”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夢想,但最后卻連一個正常的家庭都難以組建的博士生們內心面臨著怎樣的沮喪。《博士生的女朋友有話要說》—近期廣泛流傳于網絡空間的一封熱帖,當事人講述了博士生所承受的婚姻壓力,在市場價值觀深深沖擊著博士生婚姻幸福時應當給予更多的情感支持。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對于未婚的博士他們通常因為沉迷于學術事業而在感情方面不成熟,經常是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被拋棄,對于已婚博士而言更是顯得壓力山大,他們既要辛苦的工作養家糊口,又要為維持家庭付出感情和身體成本,”上有老下有小的“的現實壓力成為難以專心科研的攔路虎。
就業問題同樣困擾著廣大博士生,”皇帝的女兒不愁嫁“早已時過境遷。博士生就業的主要渠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但隨著博士生的擴招和高校編制的愈發緊缺,人事代理制的教師成為”合同工“的代名詞。筆者認為:這充分暴露出高校人事管理制度的重大缺陷,在很多高校里充斥著大量學術能力極其低下、混吃混喝將高校當作養老圣地的”偽教師“,尤其是一些高校女教師,通過在學校里的各種關系網將自己在短時間內運作成教授、博導,但縱觀其學術成果卻寥寥無幾,價值很低。而當前在高校卻缺乏有效將這些濫竽充數的既得利益者剔除出學術隊伍的有效機制,這不由得使博士生門產生了”不玩了“的想法。大學本是一個崇高的學術殿堂,但目前已經被不良社會風氣嚴重侵蝕,青年學者正常的上升通道被一些客觀或主觀的因素所阻礙。
健康的身體是在學術路上披荊斬棘的保障,但是博士生的健康狀況并不理想,徐玉娟對南京5所高校博士生的調查顯示:因為學業壓力導致的身體疲勞和缺乏鍛煉,博士生的健康狀況令人擔憂,心理健康和生理狀況的得分都較低。近年來高學歷人群過勞死事件增多,如復旦大學博士生李開學、中國社科院學者蕭亮中、復旦大學海歸教師于娟……等等事件。不少博士生抱怨過的太累,稱快堅持不下去了,這也許是從體征角度看身體與心理不健康的表現,更是擺脫學術的原因和驅動力。
正確看待”逃離科研“
愛因斯坦的名言—”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深刻的揭示了當前我國應試教育體制和教育規模擴展進程中興趣缺失的問題。因為功利主義的存在,很多博士生是為了找到好工作、光宗耀祖而讀博,而本身對學術的興趣并不是那么高。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公眾價值觀沒有必將博士生綁定在科研路上,只要有興趣、能力,在任何一個行業都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從新西蘭歸國的博士丁莉萍從事小學教學工作,進行的數學教育改革成為教育界的成功范例。”逃離“也許是那些儒家文化思想根深蒂固者強加在博士脫離科研上的一種貶義詞,準確的是說是自我價值選擇和人才流動。只要能夠人盡其才、發揮應有的作用,為什么不能”逃離“?
但無論如何,導致博士”逃離科研“的原因是萬萬不能忽視的。如果是整體逃離,一定是社會培養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為了防止這種現象出現,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教育理念與方式的轉變。在中國教育體制方面應當加大改革,”唯分數論“、”填鴨式教學“這些與科學教育理念相背離的方法、措施應當從制度層面被禁止,在輿論宣傳上媒體也應當發揮積極的作用,讓家長們意識到孩子們喜歡看”螞蟻打架“、”捏泥人“是正常的興趣發展。同時各級地方政府與教育部門通過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和變革考評體系的策略實現學校功能、教學觀、學習觀的前進,尤其是在信息化時代,信息技術已經成為國家的第五空間主權,嚴格意義上的單向知識灌輸、被動學習和分數評價應該向互動型學習、探索型學習、創新型學習模式轉變,讓學生從小就能夠形成具有獨立自主、探索創新的意識,用興趣來支持、驅動一生當中的學習、科研與創新。
二是改變學術生態環境,讓博士生能夠安心的從事科研。學術資源是從事科研活動的基礎保障,必須優化其利用結構,才能實現最大效率。改變現有學術資源壟斷、弱化項目申請與審批過程中的”名人效應“和”學霸“立山頭,給予博士生們一個公平、自由的競爭環境,讓廣大博士生與青年教師擁有順暢的上升通道、保持科研積極性。改變學術評價體制,明確論文、項目數量和學術業績不掛鉤,禁止高校出臺論文發表的硬性規定,對于博士生和青年教師應當改革現有評價模式,加大教學任務完成量、發表論文被引用率和質量的評價權重。此外,改變學術生態環境還存在著崗位問題,”熬年齡“、”熬資歷“成為很多教師占著高校編制與資源,但十幾年都不寫一篇文章和做一次科研的教師的生存之道,嚴重擠占了博士生的上升空間。杜絕人情關系、以科研能力為評判準繩是高校清除劣質師資、維護青年教師利益的重中之重。
三是提高博士生與青年教師待遇,緩解經濟與生活壓力。建立博士生教育質量的長效機制,中央和地方財政部門逐步擴大人才培養經費支出在公共財政支出中的比例,具體應當按照高校所在地物價水平、消費水平逐漸提高獎學金、助學金的標準,在科研項目經費安排方面對于用于人力資源的費用比例應當提高。目前我國已經開始給博士生”漲錢“,但平均1000元/人的標準與發達國家仍然存在很大差距,所以還應該采取”科研津貼“、擴大”三助崗位“數量等多種形式予以經濟保障。在高校各類基金中,青年項目比應當提高,努力實現高校工資分配中向青年教師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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