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在一個會議上，一位擁有國家人才稱號的大學海歸教授對我說，現在我們大學中獲得人才稱號的人與普通學者之間待遇（包括薪酬待遇和社會地位）差別太大，嚴重影響學術的健康發展。

其實，這種現象在我國大學和科研院所普遍存在，屢見不鮮。我曾經在2009年給一位領導去信，談我對國家各級部門設置過多的獎勵項目對高等教育與科技發展的負面影響。

大概一個月后有關部門幾位處長依據領導批示來我辦公室聽取我的意見。他們和我談到一些情況讓我感到詫異，他們說，其實政府一直想就改善科技獎勵的設置與評審有所作為，但是需要社會公眾，尤其是科技界的大力支持。

例如有一年他們為了規避科技獎勵評審過程的行政干預，邀請了一個大學沒有擔任行政職務的教授出任科技獎勵評審專家。

但是當年這位專家所在學院一個領導申報了科技獎勵，并告訴這位專家，無論如何要設法幫他的獎勵項目評上。

結果事與愿違，這個院領導項目沒有評上，責怪這位教授沒有幫忙。其實再幫忙，教授手里也只有一票支持他，其他評委普通教授愛莫能助。

所以，教授表示以后再也不參加這類科技獎勵評審，這讓政府主管部門很是為難。

我在以前相關文章中談到我國各級政府和行業部門設置的名目繁多的獎勵項目（涉及人才和科技成果項目等）究竟對我國基礎科學研究、應用研究和技術研發，尤其是解決卡脖子技術起到了多大推動作用？

實踐是檢驗一個政策效果的唯一依據，時至今日估計誰也無法準確回答這個問題。

在我們大學和科研院所，人才稱號已經成為這些機構領導的面子工程。他們不遺余力地推動單位的青年學者申報各種人才榮譽稱號，真可謂絞盡腦汁，使出渾身解數。

因為，這類人才能為機構爭取更多資源，對機構發展的作用不可小覷，你能說不對嗎？然而，年復一年的評審結果是領導與申請者雙方最后大多是以失敗而告終。

其實這些學術機構的青年學者對于這些人才稱號真可謂愛恨交加，是一個典型的“燙手山芋”。

人是感情動物，看著那些擁有人才稱號的學者享受著人人羨慕的社會地位與薪金待遇，誰能熟視無睹。

在一個小型會議上，一位擁有國家青年人才稱號學者在協助會議做點接待工作被一些參會學者看成是跑腿的，然而當會議開始時主辦方介紹這位被大家看成跑腿的年輕人也有一個人人羨慕的國家人才榮譽稱號時，那些有點世俗的人則立即另眼相看。

我們德高望重的老校長殷鴻福院士告訴我，前些日子他家里座機出問題，他不想麻煩學校院士辦公室人員，就直接給中國電信武漢客服部門打電話請求盡快上門檢修，以免影響工作，人家答復一周后安排上門檢修。

無奈殷老師只好求助于學校院士辦，院士辦當即給同樣的客服人員打電話，亮明殷老師老校長和院士身份，對方當即表示立即上門檢修。

面對這些世俗行為，我們普通社會大眾情以何堪。這些現象已經構成了我們不良世俗文化的組成部分。

其實，我們的殷老師在出任校長前后就常常騎著一輛破舊自行車穿梭在校園，就像他的老師楊遵儀先生80多歲還騎自行車穿梭在校園里，師生倆的這一行為成了學校一道亮麗風景，至今還有校友對他們師生倆的這個“行為藝術”津津樂道。

眾所周知，國家級人才榮譽稱號指標畢竟有限，大多數成果豐碩學者由于種種原因無法在“法定年齡”期間獲得這類稱號。

盡管他們也會按照單位領導要求年復一年申報這類榮譽稱號，直至年齡到限為止。這個申報過程對我們的青年學者心理是一個考驗，對他們的身心健康也是一個威脅。

據我所知，國家較早就注意到過多獎勵項目對科技發展和學術環境的不良影響，為此，已經將政府獎勵項目規范在國家和省政府范圍，取消了國家部一級的獎勵項目，取消了國家優秀博士論文項目等。

然而，我們一些政府部門和行業學會總是變著花樣改頭換面繼續設置一些名目繁多的獎勵項目，似乎沒有這些獎勵項目就不能調動大家積極性，就不能解決卡脖子技術。

這必將導致獎勵泛濫，催生學術浮躁和功利，甚至出現權力尋租的腐敗現象，評上獎勵的項目也難以服眾，違背了設置獎勵項目的初衷和愿望。

2022年7月4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