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各種行政領導、院士的，自己有自己的課題組/實驗室，課題組有自己招的人、也可以與其他課題組合作。

但是，不能以勢壓人、不能強搶或強占其他課題組的研究或功勞。

怎么鑒定上級以勢壓人奪取文章？

1) 沒有擔任領導、不是院士之前，自己只是自己實驗室/課題組論文的通訊作者。擔任領導、當選院士后，成為共同通訊作者/共同作者，而另外的共同通訊作者/通訊作者不是領導、不是院士、一般是年輕人。研究內容，一般是另外通訊作者在與領導/院士“被共同作者”之前就已經研究的領域/方向、而不是領導/院士以前研究的領域/方向。

2）真的合作應該是雙方的，一方的科學問題、一方的技術，或雙方問題的重疊，或雙方技術的交叉。如果科學問題和技術都來自一方，而且是年輕的那方，而領導/院士既沒有以前研究過這一問題、也沒有提供技術、此前還沒有用過這一材料（動物、模型...），都是年輕人的，那么也不難推論是領導/院士占年輕人的便宜。

3）年輕人卑躬屈膝，即使被問到是否受剝削，為了得到資源、支持、升官、當院士，也把不足成為共同作者的舉手之勞、甚至毫無參與說成是“自愿，真有合作，領導/院士貢獻真大”。不惜自辱人格撒謊。

諸如此類，不得不說并非罕見。

我自己就見過這樣的問題。兩位女科學家，明顯是高年資的占低年資的便宜，人都不在一個地方，而且老年人有繁忙的職位，居然頻頻出現在年輕人的很多文章上。如果罰年輕人，不讓她晉升，顯然她就更加受累。但如果讓她過，等于允許和鼓勵老年人剝削年輕人，示范作用非常糟糕。當時爭論不休。

還可以舉例的是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二十年的所長（和近年的實際控制人）蒲慕明。

他在國外全職待了四、五十年，不可能不懂基本規則（不應該占年輕人的便宜）。而且他曾經常公開發表對年輕人的年度教訓，儼然正人君子。這種人做的不對的時候，就特別應該被批評。

蒲的專長是電生理，非常好、也很好地應用于研究神經可塑性。

但是，蒲慕明以前從來沒有研究過猴，也沒有研究過發育生物學。

蒲慕明招聘國內其他單位的研究人員，成為神經所的課題組組長/研究員。那么后者就是與神經所其他PIs一樣是獨立的研究員，可以繼續自己獨立的課題。

但是，蒲慕明居然自己也成為后者克隆猴的文章的共同作者，國內記者招待會儼然自己也是研究的一員，對國外發表采訪也是作為主要研究人員之一，而且年輕人不善于或不敢對外表達，造成的外界印象是蒲慕明轉型成功。

轉型可以，不能踩著年輕人。自己可以招學生、博士后，不宜把獨立的PI當成領導的拐杖。

這種做法非常不正常。

不正常是指相對于國際科學界的常規。

在我們神經生物學，全世界第一個神經生物學系的創辦者Steve Kuffler。在霍普金斯大學期間，自己還是中年人，不僅不搶其他人的，而是把自己的研究讓給年輕人，還給年輕人配其他年輕人，讓他們合作，做出諾獎的工作。Kuffler在年輕人的文章初稿改的面目全非，但他并不出現在文章中。

這樣的高風亮節的科學家，才能兼容并包支持很多科學家，后來在哈佛這樣的地方建立新機構，直接間接影響很多人。

一個機構應該有這樣的領導，才能其樂融融、才能學術交流豐富、才能茁壯成長。

我們中國的各個單位領導，也不宜加到本單位年輕研究員的課題，是避免以勢壓人的基本規則。

如果所有行政領導都這樣做，年輕研究員的所有最好的、最重要的課題，就會都被本單位的領導搶去、或者強行霸占、或者強行成為共同作者。

領導幫助年輕人修改文字、提提意見，是理所應當。正如蒲慕明為神經所很多文章進行過修改、提過意見。最多是感謝、用不著共同作者。蒲慕明也親自為耿美玉的971“論文”修改過，也只是得到致謝，并非需要負責任的共同作者。不能因為克隆猴可能比蒲慕明一輩子的其他工作更重要而搶上去。

如果神經所以后的領導也有樣學樣，還可能本來也做過蒲慕明的學生，恐怕就是神經所的噩夢？如果上海其他研究所這樣做、如果科學院其他研究所這樣做、如果沒有出過國的都誤認為這是蒲慕明帶來的“國際標準”，那就問題更大了。

以蒲慕明為例，是因為他年資高、在國外時間長，一些國內高校和科研機構領導、一些國內院士，其實也這么做，大家心知肚明，不被點名也應該改正。

不要以勢壓人、以權謀文章和科研成果。

大家，特別是領導和高年資學者，應該滿腔熱情、不帶私心地支持年輕研究員、科學家、學者的成長，特別是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