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讀書》雜志微信公號發布了一篇《“影響因子”是用來賺大錢的:揭開“影響因子”的學術畫皮(一)》,成為熱轉文。
“影響因子”在今天中國的學術評價體系中,究竟有多重要,恐怕無需贅言。不但科學界將它奉若神明,而且人文社科學界,也對它頂禮膜拜。但它的權威性真的無可置疑嗎?
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江曉原、穆蘊秋兩位學者經過長時間的調查與研究,驚人發現“影響因子”只是美國一家私人商業公司推出的盈利產品,從一開始就沒有“學術公器”的性質。直到今天,它制造出的學術評價體系,也幾乎沒有真正代表過學術科研的真實水平。然而國內許多科研機構的管理部門,長期強調并用各種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員盡可能將論文發表在國外的高影響因子刊物上,卻完全沒有看到,這種要求不僅在學理上極為無理,而且正在實際上對中國學術造成極大傷害。
在這組系列文章的第一回合里,作者從“影響因子”及其商業公司的背景、重點產品、盈利模式入手,對這套評價體系進行了一次大起底。
“影響因子”其實是美國一家私人商業公司推出的一項盈利產品。“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ISI )逐年發布的“科學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簡稱SCI)和“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簡稱JCR),被當今科學界視為兩種最權威的學術評估數據。SCI可用來檢索科學論文被引用的情況,JCR本質上是SCI的衍生產品,它是基于對SCI(后來包括SSCI和A&HCI)“引用索引”數據進行整合處理后得到的結果,就是期刊的“影響因子”。
“科學情報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許多人誤以為它們是由“國際權威科學機構”發布的,而實際上這家“科學情報研究所”從一開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業公司,1992年又被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收購。只是ISI的這一商業性質,多年來一直不太為普通公眾和許多學界人士所知。
其創立者尤金·加菲爾德1925年生于紐約,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化學學士學位(1949)和圖書情報學碩士學位(1954),從賓夕法尼亞大學獲結構語言學博士學位(1961)。1956年,還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加菲爾德已經注冊成立了一家小公司,推出了第一款信息產品《目錄快訊》,是一種對管理類雜志目錄進行定期匯編的小冊子。
1960年加菲爾德迎來了他事業的轉折點。這年他將公司改名“科學情報研究所”,與美國國家健康學會合作,獲得國家科學基金(NSF)三十萬美元,共同承擔建設“基因文獻引用索引庫”項目。該項目對1961年28個國家出版的613種期刊兩萬冊以上的140萬條參考文獻建立引用索引,進行編目,最終結果共五卷,其中基因類文獻引用索引獨立成一卷。1963年該項目順利結項,加菲爾德原指望國家科學基金繼續提供資助,將余下四卷一起出版,但他的申請未獲批準。加菲爾德于是決定自己來干,獨立出版,并將五卷統一命名為“科學引用索引”,即科學界現今奉為圭臬的SCI。
加菲爾德在推銷他的產品時,手法高明而且不遺余力。他的關鍵手法之一是講了一個動人的故事——SCI可以預測諾貝爾獎。他利用1964年首次出版的1961年度SCI報告,統計了1961年257900位學者的成果被SCI論文引用的情況,又統計了1962、1963年產生的十三位物理、化學和醫學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論文引用情況,數據表明,該十三位學者在獲得諾貝爾獎的前一年,他們的成果被SCI論文引用的平均數量和次數遠高于一般水平。
從表面上看,這確實表明優秀科學家群體有著更高的SCI論文被引用數,但這并不足以支撐加菲爾德的論斷:SCI論文引用數可以反過來用于評估單個學者的學術水平。江、穆兩位作者詳細研究了加菲爾德這篇文章所提供的數據,發現他對數據的處理和使用至少存在著三個問題:第一,加菲爾德非常明顯地對數據進行“選擇性呈現”。第二,加菲爾德沒有說明“高引作者名錄”人數的選取標準。第三,沒有明確預測的有效年限。
1988年,加菲爾德把“科學情報研究所”超過50%的股權賣給JPT出版公司(JPT Publishing)。1992年4月,湯森路透以2.1億美元價格收購了JPT出版公司。據湯森路透首席運營官說,這項交易主要是為了得到“科學情報研究所”,當時“科學情報研究所在全球擁有三十萬客戶,每年凈利潤約為一千五百萬美元”。
至于如今湯森路透旗下“科學情報研究所”的盈利規模,作者披露了一所國內著名“985”高校的有關情況以見一斑:該校目前訂閱了湯森路透七種信息產品——Web of Science(包括SCI、SSCI、A & HCI 等)、JCR、BIOSIS Previews(生物科學數據庫)、CC、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德溫特專利情報數據庫)、Essential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學指標,ESI)、ISI Emerging Market(ISI新興市場信息服務),該校每年為此支付的費用超過兩百萬元人民幣。
想想全中國有多少所類似的高校,全世界又有多少所類似的高校,而且國外許多高校在購買此類數據庫時往往比國內高校更為慷慨,再想想“科學情報研究所”在1992年就有30萬客戶,就不難想象加菲爾德創建的“信息帝國”如今的盈利規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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