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上以共同第一作者兼共同通訊作者發表論文后，侯書國一時間成了學校的“紅人”。因為這是山東建筑大學自1956年成立以來發表的第一篇《自然》論文。

工作群里，不斷有人把相關的新聞鏈接丟進來，“重磅”“零的突破”“打破校史”……吸引眼球的詞匯一遍遍刷屏。緊隨其后的，是一排排點贊的“大拇指”。

侯書國的心情，卻從最初的喜悅，逐漸變得“忐忑不安”。

在山東建筑大學市政與環境工程學院里，侯書國所從事的生物工程研究并非優勢學科。但作為42歲的副教授，在這個學校就職15年后，他終于在頂刊發表了論文。

然而，面對《中國科學報》的專訪，侯書國沒有表現出太多“逆襲”的快意。

“因為成果是屬于過去的。”而對未來，他還不是那么有把握。 

從《自然》啟程，再抵達《自然》

侯書國等人的發現，揭開了植物中一對新“搭檔”的故事。

當病原菌入侵植物時，植物細胞會分泌名為SCREW的植物細胞因子，這種小肽類物質被細胞表面的受體NUT識別后，就會觸發一系列免疫反應 。

這項研究的一大亮點，在于揭示了“氣孔”在這個免疫過程中的作用。

遍布植物表皮的氣孔，是水分與氣體的交換通道，也是病原菌的“方便之門”。

2019年，還是《自然》雜志上，一篇論文講述了病原菌從氣孔進入植物體內后，如何促使植物細胞間產生更多水分，為自己創造適于繁衍的環境。

而侯書國等人的這項研究，從植物的角度，補上了雙方博弈的另一塊拼圖：植物沒有坐以待斃，它們會通過細胞因子釋放和受體識別這個過程，把氣孔打開，讓細胞間的水分迅速蒸發出去，從而抑制病原菌生長。

“令人興奮。”“這項工作非常有趣，拓寬了已知植物細胞因子及其功能的組合。”在評審意見中，審稿人們這樣寫道。

對大多數科研人而言，在《自然》《科學》這樣的頂刊上發表論文，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侯書國的背景和經歷，這件事則更難。

侯書國

侯書國的本科和碩士都就讀于東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他喜歡在圖書館里翻閱各大學術期刊。某期《自然》雜志上，兩位植物免疫學的頂尖學者撰寫的綜述，把他“錘”進了這個研究領域。

“那是2003年。從那時起，我就對這個研究領域非常、非常感興趣。”

2006年碩士畢業后，他進入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以技術員的身份繼續開展植物免疫研究。在這片著名的科技制改革“試驗田”上，他最初體會到了科研的無盡樂趣和滿足感。

然而，面對偌大一個陌生的北京城、無處不在的孤獨和壓力、已知和未知的憂慮，這個20多歲的年輕人沒能積聚起足夠的信心。

他最終選擇了放棄，回到山東老家。

剛好山東建筑大學新成立了生物工程專業，亟需相關背景的年輕人，他留了下來。因為當時只有碩士學歷，侯書國只能從助理實驗師做起，主要工作是為本科生準備實驗室。

但科學探索的樂趣，不曾嘗過也就罷了，食過髓知過味的人，總是難以舍棄。在這個沒有科研任務的崗位上，侯書國仍然堅持以前的習慣，每天清晨來到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閱最新的文獻。

2012年，符合在職讀博條件的第一年，侯書國迫不及待地申請到山東大學在職讀博。在這期間，他發現了多種不為人知的、由植物分泌的小肽類物質，他推測這些物質可能參與了植物免疫調控。后來，才有中國學者正式提出“植物細胞因子（Phytocytokine）”這個概念，這個領域也逐漸變得熱門起來。

侯書國提前一年博士畢業，研究成果還被評為當年山東大學的“優秀學術成果一等獎”。 

“經過一番天人交戰，我還是回來了”

在2014年，侯書國迎來了科研生涯的一次重要轉機。這一年他34歲，趕在“男性35周歲”的年齡紅線前，申請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青年科學基金。

一名來自“建筑大學”“工科學院”的“實驗師”，申請一個“植物抗病、植物免疫”的課題，乍看之下實在有些不搭調，但所幸成功了。

當年侯書國寫在申請書上的研究設想，正是醞釀出如今這篇《自然》論文的idea。他想，或許就是這個點子打動了評審專家吧。

“沒有這筆基金，我后面的一系列機遇都無從談起，也沒法完成后續的研究。”

2017年2月，在國家留學基金委和山東建筑大學共同資助下，侯書國前往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系，在何平、單立波這對夫妻教授的實驗室里做訪問學者。

侯書國與何平教授合影留念

這期間，在兩位導師的指導下，侯書國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他在這里的一系列科學發現，正是2022年這篇《自然》論文的基石。

約定的回國期限很快就到了，而研究還遠未達到發表程度。山東建筑大學的領導在了解到侯書國的研究需要后，同意為他延期幾個月。

“那時候，我非常希望能留在德州農工大學繼續做博后。但是我申請的這種訪問項目有規定：項目結束必須回國，至少在國內做3年以上的工作。”侯書國打聽到，身邊也有人違反規定堅持留下來，但這種做法對學校乃至國家都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響。“經過一番天人交戰，我還是回來了。”

回來后，科研平臺落差很大。好在第二年，趕上學院實驗中心儀器采購，侯書國借這個機會買了價值幾十萬的儀器，有了初步的科研條件。

但最“卡脖子”的是，當時他作為一名高級實驗師，無法組建自己的科研團隊。

管理實驗室之余，侯書國會為自己收拾出一方小小的實驗區，堅持開展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很多時候，哪怕是一瓶試劑，也要自己親手配制；哪怕一個簡單的實驗方法，也要從頭開始摸索。

而他無法繼續開展的那部分工作，主要由德州農工大學的一名中國博士后劉尊勇接手。他與合作者們一直保持著密切的線上聯系，通過視頻的方式討論實驗進展。

論文在《自然》上線那幾天，學校受疫情影響，還處于封閉狀態。校領導和學院領導通過微信聯系侯書國，表示愿意支持他建立研究平臺。

“成果屬于過去”

“成果屬于過去”——對所有科學家都是如此。但對侯書國來說，這句話更顯沉重。

“因為這個‘過去’，終究是依靠別人完成的，其實我一直很想證明，只靠我自己，能做到什么樣。”

他想知道：自己有沒有能力領導一個團隊？能不能跟上領域發展的步伐？能不能再度做出前沿創新的成果？

但面對未來，不確定的因素實在太多太多。

23萬元的青年科學基金，支撐他從2015年走到了2018年。2019年，他再次申請面上項目時，卻失敗了。

2021年，當他的論文在《自然—通訊》上發表時，很多人鼓勵他，說這次肯定沒問題了。但他躊躇良久，硬是沒敢申請。

“如果連續兩年申請不中，今年就要停止申請一年，我不敢冒險。既然現在《自然》上的論文已經發表了，我決定再試一次。”

那么，下一步準備怎么克服目前的種種局限，繼續開展有價值的科研工作呢？

聽到這個問題后，侯書國停頓了幾秒，然后緩慢地說：“這是您所有問題里，我最難回答的一個。”

讓他卡殼的，除了科學本身的問題，更多是科學以外的思慮：能不能申請到新的基金？在當前的疫情和國際形勢下，怎么找到合適的合作伙伴？如何建設一支有活力的研究隊伍？

對侯書國來說，他很遺憾沒能在40歲以前發表這樣有分量的論文。因為40歲以前，他還有機會去申請山東省內的一些青年人才稱號。現在，他超齡了。而那些與他年齡匹配的稱號，需要更高的競爭力。“至少在很多地方院校，對這些人才稱號要比論文更加看重。”

“我的起點太低了，盡管一直馬不停蹄地走啊走，但還是慢了一些。”

在他身邊，那些做應用研究，能拿橫向課題的同事們，課題經費和生活水平都有了顯著提升；但一直堅持基礎研究的他，仍然常常面臨資金不足的困境。去年發表的那篇《自然—通訊》論文，還是合作單位主動幫忙出的版面費。

侯書國也曾期待過，發篇好文章，或許能盡快評上職稱，還能從學校獲得一些經濟獎勵。但在目前破五唯的大環境下，他對這些的渴望沒那么強烈了。

或許，這篇《自然》論文帶給他的最大收獲，是終于得到了認可。“一名教輔系列的普通老師，也能實現自己的科研夢。”侯書國說。 

“任何時候，都不要放棄夢想”

在今天的山東建筑大學，肉眼可見，年輕教師的“質量”在水漲船高。清華、北大的畢業生早不鮮見，海歸留學生的數量甚至更多。

“這一代的年輕學者，大多已經有了非常開闊的國際視野。就我所看到的，絕大多數碩士、博士，剛剛畢業時，都是躊躇滿志，想要大干一場。”侯書國說。

然而，有機會加入國內外一流研究平臺的年輕人，在任何時候都是少數。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在享受過優越的科研條件后，還是會落腳在地方的普通院校。等待他們的，難免有理念上的碰撞，與體制和氛圍的磨合，甚至失落、迷茫和孤獨。

該給這些年輕人什么建議呢？

第一次接受采訪時，侯書國并沒有想太清楚，只強調了一點：在找工作時，要好好考察，自己的研究方向與學校的主要發展方向是否吻合——這決定了未來很多年里，是事半功倍還是事倍功半。

次日，他又發來微信：“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深入地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我看到很多年輕人，來到地方院校遇到困難后，最終都選擇了‘入鄉隨俗’。但我想，還是應該保持一顆不甘平凡的心。”

他曾經和清華大學教授柴繼杰課題組合作，后者是施一公院士常常盛贊的得意弟子。柴繼杰本科學的是造紙專業，在造紙廠工作4年后，轉而讀研讀博，其間克服了種種困難。他剛到普林斯頓大學做博士后時，還是個“基礎差，英語也不行”的年輕人，如今已經成長為一名國際知名的結構生物學家了。

這個真正意義上的“逆襲”故事，也時時激勵著侯書國。

問題歸結為一個：如何在不夠理想的科研環境下，繼續堅持科研理想？他思考良久，總結出三個要點：

一是保持科研活力。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堅持跟蹤學科前沿，加強學術交流合作，定期參加本領域國內外高級別的學術會議。

二是盡可能保持一定的學術自由度。多數地方院校都會幫助年輕博士加入科研團隊，這些科研團隊的研究工作常常會和年輕人自己的研究方向存在偏差，進而束縛他們的研究自由。年輕人應盡量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整合團隊研究，另一方面盡可能給自己留下一點獨立探索的空間。

三是腳踏實地，給自己規劃近期目標和遠期目標，按自己的節奏不斷為實現目標而努力。

孤獨過、失落過、后悔過、迷惘過，直到今天，或許也尚未達到真正的“不惑”，但某種意義上，侯書國仍然是個謹慎樂觀的理想主義者。

“不管什么時候，都不要放棄自己的夢想。”他說，“夢想是種什么樣的東西呢？大概就是——即便你不知道在夢想的引領下，能否走向預期中的成功；但你一定很清楚，沒有它，自己會變得何其平庸！”

相關論文：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2-04684-3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1-25580-w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pat.1004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