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又到一年一度考核工作績效的時候了。2020年，在一系列政策加持下，破“五唯”已成大勢。在此背景下，對于高校教師評價，有些大學已對以往“數論文發獎勵”等評價標準進行了探索性調整，而有些卻仍未“破冰”。

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新的一年都要繼續解答同一個問題——舊標準行將破除，新標準又當如何建立？與此同時，如何不對評價標準做過度量化和攀比，又能產生足夠的區分度，也是一個難以回避的挑戰。

接到記者的電話時，董江剛剛參加完學院組織的工作會議，言語中還有些興奮。

董江是某地方高校化工學院的老師。之所以如此興奮，是由于這場會議事關他和同事的切身利益——會上，院領導向他們說明了2020年度考核的新標準和新做法。“簡單地說，就是不再數論文的篇數發獎勵了。”

這句話其實并不“簡單”。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深化新時代教育改革評價總體方案》（以下簡稱《總體方案》）。作為國內首份關于教育評價的系統性改革文件，《總體方案》再次提出，要“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

其中，涉及高校評價的部分，強調了“不得將論文數、項目數、課題經費等科研量化指標與績效工資分配、獎勵掛鉤”。

就在《總體方案》發布3個月后，高校教師陸續迎來2020年度的年終績效考核。在“破”后待“立”的過渡階段，“董江們”感受到了哪些變與不變？

改革與慣性

雖然《總體方案》發布剛剛過去百天，但某些變化已經在一些高校出現了。

往年，董江所在的學院年底對于教師科研成果的考評比較簡單，甚至可以說有些“生硬”。“你產出了多少篇論文或項目，其中有多少是SCI論文，每篇論文能拿多少獎金，最后將這些獎金簡單相加，就是你的年終獎勵。”

學院里2020年度的考核政策悄然發生了一些改變。“依然還是獎勵論文、專利、科技成果之類的，但不再是數這些論文的篇數，而是更強調代表性成果，強調成果質量，鼓勵科研成果的轉化，實行綜合性考評。

此外，還專門對已經轉化的專利進行了獎勵。”董江說，“這種方式看似還是獎勵論文和專利，但考評指標的多元化卻能更全面地衡量一個人的科研、教學成果，也引導教師更全面地對接學院的各項工作。”

就在董江因為學院的“新政”而感到興奮的時候，西部某高校人事處處長劉曉文也剛剛和同事們一起完成了2020年度對教師的考評。

“和往年相比，我們廢除了論文按篇獎勵的做法。” 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劉曉文表示，該校本年度鼓勵教師將科研成果進行歸類、梳理，再以一個或多個成果的形式進行申報。各單位按成果的級別、類別進行評價，最終完成分等級獎勵。

“相較于以往教師簡單的、按論文數量的分散式申報，這種方式更有利于鼓勵教師沿某一兩個研究方向持續鉆研。可以形成一個比較好的導向。”劉曉文說。

實際上，早在2020年7月，科技部和自然科學基金委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壓實國家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任務承擔單位科研作風學風和科研誠信主體責任的通知》中，便已經規定有關單位應科學、理性看待學術論文，注重論文質量和水平，不將論文發表數量、影響因子等與獎勵獎金掛鉤。據劉曉文了解，在這些文件加持下，國內很多高校2020年度考核都廢除了論文篇數與績效獎金的直接掛鉤。

然而，也并非沒有例外。

多位高校教師在受訪時向記者坦言，相較以往，2020年度他們的處境并沒有什么變化。有教師表示：“這種制度調整是要經教代會通過的，在沒有開會之前， ‘沒有辦法動’啊。”

標準的困惑

“制度來不及調整”是很多學校沒有做出改變的重要原因。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北京某高校將對教師的年終考評安排在了春節以后。但在這段時間，學校也組織了幾次科研方面的會議。

會上，該校教師王佳嗅到了一些評價機制改變的味道。“從方向上說，肯定是反對單純量化。”至于究竟怎么改變，目前學校并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新方針之下，很多高校還處在一個政策的‘反應期’，畢竟此前大家在舊考評體系下已經運轉了多年，老師們也是參照舊的評價指標準備了多年。因此，短期如果有大的變化，可能會損害一些老師的利益。”王佳說。

王佳的這種擔心并非沒有道理。董江就有一位同事，前幾年一直沒有發表SCI論文，但2020年度厚積薄發，一年時間發表了5篇。然而，由于政策的突然調整，導致他能獲得的獎勵有了很大的縮水。

在調整考評指標的問題上，高校所面臨的問題遠不止時間緊這樣簡單。

采訪中，記者曾聯系多所高校的人事部門，但均遭到婉拒。他們拒絕接受采訪的原因也很一致——目前談論這一問題“并不方便”。

至于為什么“不方便”，某位高校人事部門工作人員向記者坦言，目前國家層面對于新的高校教師評價標準尚未細化，這導致基層操作起來非常困難。“說得再簡單些，當我們破除‘五唯’之后，應該立什么呢？這是個問題。”

這樣的困惑遠不是高校人事部門所獨有的。

受訪時，江蘇某高校教授劉洋就坦言，破“五唯”當然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但由于目前并沒有新的評價體系建立起來，一方面導致希望有所改變的高校“無的放矢”，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高校有了“鉆政策空子”的機會，而當前高校獲取資源的方式也給了他們鉆空子的“動力”。

“舉個簡單例子，目前按照江蘇省的有關規定，如果一所高校能夠進入全國高校排名前100名，每年將從省里額外獲得1億元的資金支持。這筆錢放在任何一所大學都是一筆大數字，但在當前的排名規則下，如何提高大學排名，靠的依然是論文、項目等傳統評價標準。這種情況下，做一些‘暗度陳倉’的事情一點兒也不意外。”劉洋說。

比如，此前高校教師的很多專利是可以通過財政經費撥款支持的，但在破“五唯”的方針下，這部分的資金被切掉了。“報賬的時候，相關經費肯定不能報了，但有的學校變換了另一種做法，即通過橫向課題經費報賬后，再以‘補貼’的方式返給教師。”劉洋說。

對此，王佳也表示，之所以一些高校教師評價標準中還存在過度量化的問題，其根源還在于高校整體的評價體系。“只要這些高校的評價體系還在沿用原有的方案，只要以SCI論文數量為代表的量化指標還在評價體系中占據重要權重，教師評價的大格局便很難改變。”王佳說。

有望打破的“鏈條”

就在記者采訪王佳的當天，教育部與人社部聯合發布了《關于深化高等學校教師職稱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該指導意見提出，要創新評價機制，結合學校特點和辦學類型，針對不同類型、不同層次教師，實行分類分層評價。

“分類分層評價”正是王佳認為改變目前高校評價格局的一個“突破口”。

“眾所周知，中國高校的分層和定位并不清晰，所有高校都在往一個方向使勁，這就造成了評價體系的同質化。”王佳說，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出臺某項政策，表面上學校可能會編制一些新的規定以完善原有的評價體系，但真的到了具體PK的時候，一定是手中量化指標更高的人占得先機。

“在評價體系方面，現在大家拼的不是最低要求，而是看誰距離最高限更近。當評價體系本身沒有區分度的時候，能夠看出差距的一定還是論文、‘帽子’之類的標準。”王佳說。

十幾年前，剛剛合校后不久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歷了一次對于教師的分類評價改革。在這次改革中，除了設置教學為主型、教學科研型、科研為主型教師外，西農還在全國范圍內率先單獨設置了一個科研推廣型崗位，并對其進行單獨的指標考核。

“這和我們農業類院校的定位是吻合的。”受訪時，西農人事處處長楊耀榮表示，為發揮農業技術示范作用，學校在很多農村地區建立了試驗示范站（示范基地），這里的教師除了科研和教學工作外，還承擔著大量推廣先進農業技術以及優質農業品種的工作，而這些工作在傳統評價體系中是找不到對應指標的。所以，對于他們要注重考核典型試驗示范基地建設、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和品種推廣面積，以及社會經濟效益等，而這些構成了“科研推廣型”教師的主要考核指標。

值得注意的是，西農進行這項改革是在十幾年前。在當時，教育主管部門便已經允許高校設立單獨的考核類型，對教師進行分類考核。

然而時至今日，國內高校對教師的分類考核尚未到位，以至于在此次發布的指導意見中，分類分層評價依然是高校下一步的重點工作之一。

究其原因，楊耀榮覺得，問題可能還是出在了“導向”上。畢竟，在此前的評價標準中，不管何種類型的高校教師，其評價指標中都有對論文數量的要求。“即使是以教學為主的教師，其考評也看論文。在這種情況下，分不分類已經不太重要了。”

不久前，大連工業大學教師發展中心副教授那廣利剛剛發表了一篇關于應用型高校教師分類評價機制改革的論文。

文中，那廣利直言，至少在應用型高校，教師的分類評價至今仍處于初級階段。而造成這一現狀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高校教師評價重科研、輕教學的現象普遍存在，在項目申報、評獎評優和職稱評審過程中，以科研成果作為評判標準的評價模式，導致高校片面追求和過分強調與科研相關的指標。

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條邏輯鏈——高校的分層不清導致評價指標趨同化，這種趨同化又導致高校內部對教師評價進一步趨同化和唯論文化，進而導致教師分類評價難以落地，最終影響教師的職業發展。

那么，此次中央強調破除“五唯”，是否可以打破這一鏈條呢？

楊耀榮覺得可以，“至少破‘五唯’給大家創造了一個對教師實行分類評價的機會和條件，但是否能把握住，就要看高校自身的努力了”。

被提高的“門檻”

采訪中，多位受訪者表示，所謂破“五唯”，重點還在于“唯”字，即論文、分數等并不是不重要，而是不能“唯一”。事實上，在目前任何一個評價體系中，教師發表論文的質量依然是評判其學術水平的重要參考。

不過，隨著政策的調整，目前國內學術期刊的生態也在悄然改變。

就在董江到學院參加會議的當天早晨，他遇到了一位同事。交談中，董江得知該同事指導的研究生投到某國內期刊的一篇論文剛剛被拒稿了。對此董江有些詫異，因為在他的印象中，那并不是一本門檻多高的期刊。而且就在半年前，他的一名研究生剛剛在該期刊發表了一篇論文。

同事告訴他，正是在這半年時間，該期刊的投稿“門檻”提高了。

董江所在高校是國內某機械類學術期刊的承辦單位。幾天前，他與該期刊的一位編輯也曾聊過此事。這位編輯表示，對比以前，他們近期收到的論文投稿量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此前，他們還經常擔心收不到高質量投稿，而最近這種擔心幾乎不復存在了。”

這一切變化的根源，依然在于國家的宏觀導向。

2020年8月，教育部官網公布了對《關于完善高校學科評估制度，促進教育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提案》的答復，其中提到學科評估堅決破除“五唯”頑疾，在第五輪學科評估中，不再將SCI、ESI等相關指標作為直接判斷依據，尤其強調在教師的代表作中，應包含一定比例的中國期刊論文，鼓勵優秀成果優先在中國期刊發表。

實際上，對于提升國內期刊地位的呼吁并非2020年才有。早在2019年8月，中國科協、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就曾聯合印發《關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不過，由于此次教育部將提升國內期刊地位與第五輪學科評估相關聯，各高校對此的重視程度有了明顯提升。

對此，王佳表示，適當提升國內期刊地位是必要的，畢竟此前為了提高世界排名，以SCI和SSCI為代表的國際期刊在國內高校的評價體系里權重過高，這的確打壓了國內期刊的生存。但她還是認為，應該要在國內和國際刊物發表的論文質量與數量上尋求一種平衡。

“我們肯定不能避開國際化的大方向，尤其是在學術的國際化領域。因此，我們還是需要在國際舞臺上有自己的聲音。”受訪時，王佳坦言很擔心對于國內期刊的重視，會在具體落實時被某些基層的部門“走偏”。“我們一定要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種事情并不是沒有發生過。”

很難做到的“平衡”

擔心“走偏”的不僅僅是對于國內學術期刊的重視。

幾年前，劉洋所在的高校每年教師專利授權量只有幾十項。然而自2017年開始，該校每年的專利授權猛增到三四千項。而造成這一變化的原因，便是2017年“雙一流”建設的正式啟動。

一夜之間，專利申請量增加幾百倍，這不得不讓人對這些專利申請的質量產生疑慮。據劉洋了解，這些專利中也的確有相當數量的專利質量低下、無法轉讓。即使有些專利得以轉讓，也是憑借“關系戶”轉讓出去的，對專利接收單位并沒有起到實質性作用。

“‘雙一流’作為我國加快高等教育進程的重要舉措，對于國內高校的發展自然有其推動作用，但在這一過程中，也出現了某些高校片面追求指標的現象。而這些‘指標’，最終都會以各種形式成為教師的考核內容。”劉洋說。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沈文欽與同事所做的一項研究顯示，一些高校在制定“十三五（2016～2020）”規劃時，對科研發表有明確的量化指標，而且對指標的增長率提出了非常高的目標。

以某財經類大學為例，該校“十二五”期間SCI年均發表量為75篇，SSCI年均發表量為90篇。而在“十三五”期間，該校計劃的SCI和SSCI年均發表量各超過200篇，增幅超過100%。

“雖然國家一直在強調破‘五唯’，但當面對一些具體的評價標準時，各高校仍然免不了以各種形式將標準量化，并將其變成指標，壓到每一位老師的頭上。”此前，劉洋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坦言，目前很多高校的績效指標已經遠遠超出了普通教師的實際能力范圍，某些“雙一流”學校優勢學科的科研績效分配指標甚至高達學校平均指標的10倍之多。

“在這種情況下，教師一方面忙于完成這些績效指標，無暇顧及教學；另一方面，這種整日為‘工分’而忙碌的生活，也會慢慢削弱教師與學院之間的感情，乃至于教師之間的感情。”劉洋說，“老師們會覺得我只不過是學校的一個‘打工者’。”

如今，“雙一流”第一輪建設已至尾聲，第二輪評選行將開始。

“第一輪的入選者一定不希望被擠出‘雙一流’陣營，而此前遺憾落選者又必定會鉚足氣力，力爭成功入圍。因此，第二輪‘雙一流’的競爭之慘烈是可以預見的。”劉洋說，這一局面給標準和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戰。“如何避免高校對于評價標準做過度的量化和攀比，同時又能產生足夠的區分度，這是一個很難做到的平衡。至于如何做到，還需要相關部門作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