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ante Paabo被同事扔水里，以慶祝他10月3日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我也試試扔他到水里----冷靜分析他獲獎是否最公平。

至少從1990年代我已經注意Paabo的研究，而《知識分子》近年多次介紹其領域的工作，包括我安排主編陳曉雪于2016年專訪Paabo。

我認為將分子生物學用于人類考古確實重要，曾兩次試圖在北大建立這一方向，其中一次是從復旦挖年輕的專家，未遂。近年北大引進了其他老師，雖然我沒有直接參與。

對于Paabo的獲獎，最常見的是驚訝他的工作與“生理學”、“醫學”關系很小。當然廣義的關系很容易，但實際關系確實很小，不是諾獎通常頒獎的領域。但是諾獎以前也出現過一次，1973年Lorenz、Tinbergen和Frisch的獎，有關動物行為，也與通常意義的生理學和醫學關系較弱。至于有些報道，牽強附會把Paabo的工作與醫學連起來，不是絕對不能聯系，但那種聯系很弱，而且靠那些與醫學擦邊的工作，其重要性遠遠達不到諾獎平均程度。

Paabo所在領域，貢獻最大的是他的導師、伯克利加州大學的Allan Wilson教授。

Allan Wilson（1934-1991）出生于新西蘭窮人家庭，父母都沒有上過中學，Wilson后來長期任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學。

1967年，Wilson和學生Vincent Sarich提出后來被廣為認可的“分子鐘”概念。認為不同的物種間的關系，可以從現有物種的個體所含分子的差異推出。最初，他們是按抗原距離，但后來這一關系最容易的是從DNA序列推出。也就是說，不同物種、不同個體之間的關系，都可以從它們所含DNA的差異而推出。

1987年，Allan Wilson和學生Rebecca Cann和Mark Stoneking提出“線粒體夏娃”假說。與細胞核的基因不同，線粒體及其所含基因是從母親傳后代，沒有父親的貢獻。通過分析我們任何個體的線粒體的DNA序列，可以分析我們的母系遺傳關系。往古人回溯，就應該可以找到最早的、人類共同的母親。簡化的比喻就是“線粒體夏娃”。Wilson在這方面最大貢獻是用分子生物學分析現代人的線粒體DNA，發現非洲的差別最大，而其他地方的現代人的DNA都是非洲的衍生。以后更多研究發現我們都是東非的古人某一次遷徙的后代。

Wilson早期工作用過抗原、蛋白質，后來的工作是DNA。

從概念、路徑到技術，Wilson是“物種分子分析之父”。他分析的方法不僅可以用于人，而且可以用于所有物種，后來才集中于人。

Wilson最重要的工作，并無Paabo。后者于1980年代在Wilson實驗室做博士后。用過PCR（多聚酶反應），也分析過線粒體。PCR是Kary Mullis于1983年發明的，獲1993年諾獎。

Paabo在Wilson實驗室開始對于PCR在古人類的應用有貢獻。但這一技術并非原創，而是應用。那時PCR已經是熱門，到處被應用。用于古人類不是技術發明，但古人類DNA分析的最大困難是如何排除污染物。PCR越敏感，污染的問題就越大。

Paabo也發現其他人號稱分析的恐龍DNA不是恐龍的、而是污染物的DNA。Paabo在這方面很大的貢獻是建立清潔的實驗室，減少或避免污染。這是很重要的，很必要的，但充其量是工藝流程改進，談不上創造性。

Paabo的技術過硬后，又獲得了德國馬普學會的支持，建立了研究所。因為古人類研究主要是好奇心，與醫學相關的遺傳學研究有大量經費不同，古人類研究普遍缺乏經費。建立馬普研究所，使Paabo成為古人類研究經費最多的團隊。

技術過硬、經費充足、檢測不懈，Paabo后來不僅是這一領域最高產的，而且有重要發現，如分析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組等，從而有原創發現。

所以，如果這個領域發獎，首先毫無疑問的是Allan Wilson，但他去世了。

但是，與這個領域密切相關的是“人類遺傳學”，事實上有些人把Paabo的工作也算成人類遺傳學。

經典的人類遺傳學是用遺傳學方法分析人類疾病。Paabo可以算非常廣義的人類遺傳學。

1970和1980年代，人類遺傳學有多位先驅，開創了分析人類遺傳疾病基因突變的方法。這些方法是開創性的，而且使用和覆蓋面比Paabo使用和嚴謹化的技術要廣、更重要。

1970年代和1980年代人類遺傳學研究導致一些重要疾病的基因突變被找到（俗稱“克隆人類疾病基因”，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找到人類疾病的基因突變”）。

因為Allan Wilson工作的先驅性、原創性，如果給他頒獎而不顧人類遺傳學那些做疾病的人，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為Paabo的工作從思路到技術無一超越人類遺傳學那些先驅的工作，越過那些工作而給Paabo發獎，從對科學歷史負責的角度來看，不是非常公平。

如果負責任，應該先給開創分子生物學研究人類基因技術者、最早克隆人類疾病基因者、克隆重要人類疾病基因者、克隆比較難克隆的人類疾病基因者...這個單子遠遠超過一次得獎限制的三人。

在人類遺傳學和人類基因組學下面一個小分支（諾獎委員會所謂“古基因組學”）發獎，如果是Wilson這種有領先人類遺傳學的概念提出的人，是公平合理的，而如果是概念、路徑、技術都依賴人類遺傳學、人類基因組學，只是用大學科的思想和方法在小學科有發現的，其實獲獎時間領先大學科的奠基人、思想提出者、方法發明者，是不公平的。

所以，Paabo獲獎是不公平的。想方設法降低DNA污染，不屬于技術發明，而屬于工藝改進、工作環境的改善。絕對到不了諾獎程度。

但是，這種不公平還會繼續發生。

有一些人在積極推動克隆乳腺癌基因的科學家獲諾獎。乳腺癌當然重要，發現乳腺癌的基因當然重要。

但是，發現乳腺癌基因的研究工作應該放在歷史背景中。第一個乳腺癌基因是1991年才發現的，那時已經有多個（十幾二十個）疾病罹患基因突變已經被發現。

如果無視乳腺癌基因是一系列有關疾病罹患基因工作中的一個，而故意挑出來，當然可以編一套說法，因為它確實重要，但它的研究不夠領先。

不過，我這樣分析只是我個人愛好，絕大多數人是不會聽的，就是知道了也有很多人故意堅持偏見。Wilson的另外一位學生很可能因為發現乳腺癌基因而獲諾獎。

全世界真正公平的人是極為罕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