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院所作為科技自主創新的主力軍，其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廣度和深度對促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推動科技轉變經濟社會發展動力方面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

8月3日中科院理化所產業策劃部相關負責人張彥奇告訴《法人》記者，中國幾年前在技術轉移方面與西方科技強國有差距，但隨著國家的持續發力，中國目前技術轉移的成功率逐漸得到改進。但即便如此，中國在技術轉移方面仍有不少需要努力的地方。

管理和利益難平衡

科研管理及科技創新學者梁晶晶曾表示，校辦產業是中國高校科研成果轉化的主要模式之一。

其中，校辦產業模式是指高校依法組建公司，利用學校的人力資源、科技資源實現科研成果的產業化并參與市場以追求經濟利潤的模式。當初的清華同方，北大方正就是典型代表，它們依托各自院校的科研實力，高效地推動了學校內部科研成果轉化。

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校辦企業的發展方向與當年學校辦企的初衷背道而馳。從2018年開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發布《高等學校所屬企業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及財政部、教育部改革方案，校辦企業模式逐漸走向終結。

另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伴隨產業升級步伐的加快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壯大，大量中小企業十分渴求通過技術創新來獲得更高質量的發展。而且，中小企業的管理者大多來自企業內部，從行業底層做起，對市場銷路了如指掌，但科技成果的獲得途徑卻缺乏了解。

“毋庸置疑的是，高校院所是我國科技研發的重要陣地，這里是產學研結合的重要領地。”張彥奇告訴《法人》記者，產學研結合是技術轉移中效果較好和最有前景的途徑之一。其主要優點是能充分利用合作伙伴的知識技能和資源，發揮自己的優勢，補充自己的不足，有利于迅速獲取技術，可以減少成本和風險。

不過，作為擁有大量技術和人才的高校院所，短時間很難準確全面掌握企業的真實情況，這導致高校院所和企業之間有時難以形成良好的合作關系，管理過程和利益分配有時會出現矛盾。

誠信契約缺失

還有一種情況，相當一部分高校院所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表現得非常矛盾。他們一方面非常重視，出臺各類政策支持和鼓勵科技成果轉化；另一方面，在實際執行時又存在不敢轉、不想轉、不愿轉現象。

對此，張彥奇表示，科技成果轉化是一項系統工程，與國家創新體系的方方面面都密切相關。國際上，通過技術許可/授權實施是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模式，尤其是歐美等發達國家，良好的商業誠信體系、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使得研究機構通過許可授權，可以得到預期的經濟收益。而中國當下總體上對創新技術，尤其是原始創新技術的重視不夠，全社會商業誠信和契約體系的建設也不充分，很多高校院所在通過許可/授權實施技術轉移轉化時，很難取得預期的技術收益。

但這些機構在取得一項創新成果時，往往需要巨大的資金和智力投入，以及足夠的時間。如果收益和投入不匹配，還要承擔技術資產流失等決策風險，會使得很多科研機構在推動技術轉移轉化時的動力不足。

此外，在法律保障方面，知識產權執法力度不夠也是制約科技成果轉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張彥奇介紹，高校院所作為科研的主力軍，一方面，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部分科研人員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淡薄，導致一些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沒有得到保護；另一方面，高校院所在面對知識產權糾紛時，也需要花費不菲的成本。

“個別科研人員缺少對科研創新的尊重，實施抄襲、盜版等損害知識產權保護的行為，阻礙我國科技研發的進步。這不僅損害了我們在國際上的形象，也嚴重打擊了其他相關人員和機構的積極性。”

張彥奇認為，盜版和抄襲是自主創新路上的絆腳石、攔路虎，它嚴重影響了中國科技研發的進步。“一項技術從項目建立到產品投入，其間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相當巨大，無論企業和科研院所都希望它的研發產品能夠帶來經濟效益。但在中國，一項技術上市后很快就會有類似的，甚至是同樣產品來攪局。如此一來，企業與科研單位當然不再愿意投入精力創新。”

公開數據顯示，1992年到2017年，高校知識產權侵權案共計1710件，侵犯著作權、專利權等侵權行為占比 83.39%，知識產權合同、專利合同等合同糾紛占比14.09%。

相關機制亟待健全

為了解決科研人員動力不足問題，國家也頗下了一番功夫。

2015年，新修訂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第四十四條和第四十五條增加了對研發個人的獎勵報酬。其中第四十四條規定：“職務科技成果轉化后，由科技成果完成單位對完成、轉化該項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員給予獎勵和報酬。科技成果完成單位可以規定或者與科技人員約定獎勵和報酬的方式、數額和時限。單位制定相關規定，應當充分聽取本單位科技人員的意見，并在本單位公開相關規定。”

2016年，國務院頒布了《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以及教育部和科技部2016年聯合下發的《關于加強高等學校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工作的若干意見》等。

2019年10月，財政部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大授權力度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通知》，加大了國家設立的中央級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轉化有關國有資產管理授權力度，暢通科技成果轉化有關國有資產全鏈條管理，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

2020年年初，教育部、國家知識產權局和科技部聯合發布了《關于提升高等學校專利質量促進轉化運用的若干意見》， 意見提出：“到2022年，涵蓋專利導航與布局、專利申請與維護、專利轉化運用等內容的高校知識產權全流程管理體系更加完善，并與高校科技創新體系、科技成果轉 移轉化體系有機融合。到2025年，高校專利質量明顯提升，專利運營能力顯著增強，部分高校專利授權率和實施率達到世界一流高校水平。”

但張彥奇認為，這些規定還不能滿足當前科技成果轉化的需要。“我希望國家能對相關法律再次進行修訂，增加高校研發獎勵的內容，這樣才能激勵高校加強科技成果的研發。”張彥奇說，現在的高校研究人員重學術、輕技術，重文章、輕作品，相關人員將大部分精力放在了評職稱上，而缺少了對科技創新的投入。

張彥奇告訴記者，中國現階段的高校評聘制度中，“科技成果轉化成效”的權重很小或基本不涉及，這嚴重影響了科研人員成果轉化的積極性，科技成果轉化最終的難點是科技研發與市場之間缺少緊密銜接且滿足轉化標準的機制。“增加科技成果轉化，提高其經濟效益是一個系統的、整體的工程，只有各部門通力合作，將技術創新端和產品供給端有機地連在一起，才能夠在全球激烈的競爭中取得優異的成績。”

張彥奇表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面臨許多瓶頸因素，亟需通過科技創新增強發展的新動力，開辟發展的新空間。同時，世界一些發達國家不希望中國科技發展的過快，自主創新能力變得過強，紛紛強化創新戰略部署，并對中國科技創新設置種種障礙，使中國科技創新面臨更激烈的國際競爭。“只有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創新發展模式，推動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才能從根本上扭轉關鍵核心技術嚴重依賴國外的局面，創造出新的經濟增長點。”張彥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