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科研體制十分依賴移民群體，他們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國際人才吸納體系，并且也以此為標榜。 而中國則是美國最大的國際留學生輸出國。近年來，中國發起了系列計劃以吸引人才返華、來華，這引起了美國政府的強烈關注。相當規模的政治干預進入學界，引發國際人才格局、科研合作的劇烈變動。這集中表現為華盛頓中國行動計劃及其廣泛影響。

爭奪人才資源的不僅是中美。放眼世界，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如加拿大、新加坡）以及欠發達國家（如巴西、印度）期望通過外籍人才和海歸人才來推動國內科研發展。為了建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研究機構和充滿活力的知識經濟，外籍人士和海歸僑民顯然已被視作關鍵。

在中國200多個人才招聘計劃中，引進計劃是較為突出的一個。引進計劃原則上不限國籍，但實際上極少有華人之外的學者利用該計劃。引進計劃的理想條件為：（1）從事STEM領域研究并且年齡低于40歲；（2）擁有國外知名大學的博士學位并且三年以上的海外研究經歷；（3）在國外擁有全職研究職位；（4） 承諾于中國全職就職；（5）是同行中頂尖人才，并有潛力成為研究領域領導者。但這些條件亦可酌情放寬。此外，引進計劃的支持也相當豐厚，包括：一次性免稅補貼50萬元人民幣；100萬至300萬元的機構開辦補助；住房補貼等附加福利；在申請地方和國家補助金予以優先考慮。

2011年至2017年，引進計劃共發出了 3576份錄取書。影響可謂巨大。但是，一些欠發達國家卻曾有研究表明，他們的海歸人才回到發展水平較低的母國之后，科研產出能力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中國的一些研究則表明，海歸人才在重新融入母國研究環境時，往往面臨行政干預和人際關系方面的阻礙。那么，引進計劃的實際成效究竟如何？

本次研究由上海交通大學特別副研究員史冬波和香港大學副教授Yanbo Wang等主導。研究人員衡量了引進計劃在招募頂級科學家和培養海歸人才方面的成效。研究發現，通過引進計劃回國的人才通常都具有較高科研水準，但該群體在回國前的科研產出能力卻并沒有達到頂級標準。而回國之后，這些歸國人才普遍獲得了更好的論文發表成績。研究人員認為，這一現象應當從更充裕的經費和更大規模的研究團隊來解釋。

研究人員考察了引進計劃前四個批次發出的錄取書，共有721人獲得聘請。研究人員首先排除了其中309人，排除原因為“回國從事非學術工作（27人）”、“在中國獲得博士學位（196人）”、“非華人（34人）”、“回國后五年內離開中國（5人）”、 “缺乏簡歷信息（47人）”。剩下的412人中，有73位拒絕了引進計劃的聘請并留在海外；有339位接受了聘請，并在中國從事研究已至少5年。所以樣本中接受引進計劃聘請的海歸人才應滿足如下條件：（1）中國人，在中國接受本科教育；（2）在國外大學獲得博士學位；（3）回國從事研究工作五年以上。

研究從兩個維度進行對比。第一個維度是引進計劃聘請的接受者和拒絕者的對比，研究人員重點分析了引進計劃對不同水平人才的吸引力，聘請接受者反映了計劃招募的海歸人才的普遍情況，而聘請拒絕者則揭示了計劃吸引力的邊界所在。研究稱，收到聘請的學者普遍是高水準的研究人才，他們之中有半數以上在全球排名前一百的高校獲得博士學位。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于2022年SCImago機構排名。由表可知，收到引進計劃聘請的人之中，有17.8%博士畢業于排名前二十的高校，可見其名校背景比例之高。

這些收到引進計劃聘請的人，除了多數畢業于名校之外，其論文生產力也比較可觀。就接受聘請的人而言，他們平均每人每年發表論文2.39篇（回國前）。但這還并不是頂尖水準。如果將美國所有處于職業生涯早期的活躍華人研究者的論文生產力進行排名，則2.39篇的年平均發表量只能排到前15%。

而就拒絕聘請的人而言，他們的每人的年平均發表量達到了2.93篇，在前述排名中能夠排到前10%。這無疑明顯優于聘請接受者。此外，聘請接受者獲得海外教職的比例只有14%，但聘請拒絕者則有89%的人獲得了教職。聘請拒絕者還在國外獲得了更多的資助——平均每年有30365美元的經費，而聘請接受者只有4439美元。

此外，研究人員還發現，以第一作者身份發文居多的人更容易接受引進計劃的聘請，而以通訊作者身份發文居多的人則反之。論文發表的期刊越好，則這種分化傾向表現得越明顯。

透過研究人員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一些結論，即：引進計劃對中上層研究人員吸引力較大，而對頂級人才吸引力較弱。這似乎與資源息息相關，頂部人才占有著大量資源，而研究資源匱乏的中上層人才則傾向于接受引進計劃的優厚條件。這一方面反映了發達國家中科研分配機制的一些問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引進計劃的部分局限性。

研究的第二個維度則是海歸人才與海外同行的發展對比。這里用以對照的“海外同行”，也是指在中國接受本科教育、在國外取得博士學位的中國人，他們和海歸人才在國外同一所大學、同意研究領域獲得博士學位，且就學時期與海歸人才不能相差三年以上。在海歸人才接受引進計劃回國之時，海外同行一直留在國外。第二個維度主要對比分析了海歸人才和海外同行的論文發表成績，以判斷其科研產出能力變化情況。

研究人員首先以雙重差分模型( 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從學術出版物數量的角度展示了海歸人才與海外同行對比情況。如下表所示：

研究指出，海歸人才回國后論文產出明顯提升。海歸人才回國后，在2016年平均發表論文4.80篇，而該年他們的海外同行平均發表論文3.77篇。海歸人才回國后論文生產力比他們的海外同行提高了27.2%。而從上表中可以看出，雖然海歸人才回國后會經歷一到兩年的論文下滑期，但是在回國五年后便會回歸正軌，并且出現論文發表量的明顯攀升。且考慮到學術出版的時間成本，上表模型將統計時限向后移了兩年，為歸國前三年到歸國后七年。顯然，學術出版的滯后性，也是海歸人才論文發表量“先降后升”的重要原因。

上圖表中還區分了“以第一作者發表論文量”和“以通訊作者發表論文量”。由B、C表可以看出，海歸人才論文發表量的上升主要表現為以通訊作者發表的論文篇數的增多。這可以說明海歸人才回國后，更多是獨立帶領團隊開展研究工作。

綜上，研究人員認為，海歸人才在回國后學術表現（以論文發表量為主要判斷依據）明顯優于其海外同行。

此外，研究進一步指出，促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是引進計劃給予的充足經費及研究團隊支持。為了驗證這一判斷，研究人員控制了研究資助和團隊規模的影響，再次繪制了上文的論文發表情況圖表，如下所示：

本研究首次考查了我國重要人才計劃引進計劃的實際成效。反映了引進計劃在招募和扶持海歸人才方面的成功。研究指出，充足經費和研究團隊規模是海歸人才回國后的更好學術表現的決定性原因。這一分析同樣具備參考價值。此外，引進計劃在對頂尖科學家吸引力的不足反映了其局限性，也表明了中國在人才引進工作上的改進空間。

以美國為代表的科研大國對移民人士有著相當的倚重。然而如今人才的高度流動性決定了各國間人才資源的競爭將愈加激烈。誰能真正地為科學家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誰就能真正地贏得科研人才的聚集。科研環境的建設任重而道遠。以引進計劃為代表的人才計劃只是其中一環。比如，本研究中評估海歸人才學術表現時，以論文發表數量為主要指標。而許多單位也正是這樣的要求，即重論文的“量”，以至于忽視研究的“質”。最終導致學界中的浮躁風氣，制約科研的良性競爭。這也勾勒出了科研環境建設的復雜圖景，需要我們審慎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