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項目的“預期成果”產出如何？

這個問號，讓不少有意申報基礎前沿探索類項目的科研人員卻步。

　　“我們總想著最終要有交付，所以通常會申請風險小、肯定能成的項目；甚至在申請時項目就已完成百分之七八十。”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一線科研人員三言兩語道出困境。其中顧慮指向基礎研究中“自由探索”的堵點：科研資助相對保守，學術生態有待提升。

　　對高風險高回報的項目，科研資助趨于保守幾乎是普遍現象。

　　剖析原因，上海交通大學學術發展與成果處副處長韓海波提到三處關鍵：回報率難以預測、過不了評審以及“安全型”的學術氛圍導向，“資助機構更愿幫助明顯有望帶來科研回報的研究；學術界盛行同行評議機制，但評審專家的知識面有限，無法對項目的研究價值達成共識，項目過不了評審；科研人員本身考慮職位晉升、評獎評優等因素，更傾向于選擇漸進性、穩妥性的‘安全型’研究。”

　　他認為借鑒國際經驗，改進同行評議機制不失為破題抓手之一，“采用匿名評審、多級評審等方式消除評審偏見和降低不確定性。”但同時也要“把控”風險，通過培養和選拔合適的項目經理，給予他們充分的自主權，“采用靈活的階段性評估，實時關注研究效果，動態調整資助計劃，以便及時止損、降低風險。”

　　同行評議機制的改進或許無法完全改變科研人員主觀層面的“傾向”。自由探索需要怎樣的學術生態？

指標“過度”，成為一線科研人員描述學術氛圍時繞不開的話題。

　　與會一線科研人員直言：既要做項目又要發文章還要完成教學要求，“如果一天24小時都可以用的話，我們愿意全部用足不睡覺。”

更大的研究自由度意味著弱化不必要的指標。

　　座談會上，相關討論指向幾處共識：弱化對“預期成果”產出的剛性要求，從根本上解決科研人員的研究顧慮，助力形成“容錯”氛圍。發展真正有助于選擇“研究能力”的資助政策，激勵和引導科研人員進行前瞻性探索。落實研究過程中“科研人員主導”的科技政策——相關管理機構要賦予科研人員項目實施決策權和技術路線選擇權，并允許其中途靈活改變研究路線，以應對研究實踐中新出現的研究問題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