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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歲成哥本哈根大學首位華人教授！專訪張國捷：如何高效做科研

2022-03-22 15:44:46 作者：田瑞穎來源：科學網分享至：

哥本哈根大學首位華人終身教授張國捷近日全職回國，加入浙江大學。

今年40歲的張國捷，有著高效的、近乎完美的科研履歷：28歲取得博士學位，30歲入職哥本哈根大學助理教授，35歲升任終身副教授，僅3個月后晉升正教授，成為當時哥本哈根大學最年輕的正教授。

自2018年以來，張國捷一直是全球高被引學者，數十篇成果發表于Nature、Cell、Science，僅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的半年里，張國捷團隊就在Nature和Cell上發表了6篇文章，其中3篇為封面文章。

但少為人知的是，張國捷的電腦里有兩個文件夾，一個是完成的項目，一個是失敗的項目。他說，“失敗的項目比完成的多。”

張國捷坦陳自己的科研規劃大多是抱著“邊走邊看”的心態，但此次回國確實有一個很大的夢想。

那么，張國捷因何回歸，又為何選擇浙大？“高效”的科研路，又是如何走出來的呢？日前，浙江大學生命演化研究中心教授張國捷接受了《中國科學報》的專訪。

張國捷

為何全職回國

《中國科學報》：2010年在中科院昆明動物所取得博士學位后，你選擇去哥本哈根訪學，當時是否預見過今天的回歸？

張國捷：

博士畢業時沒有考慮這么遠，只是希望繼續做自己感興趣的研究，邊走邊看的心態去了哥本哈根。科研是一個興趣驅動的職業，雖然相信自己會長久地做研究工作，但那時沒有規劃過具體在哪兒發展。

《中國科學報》：作為哥本哈根大學首位華人正教授，是什么原因讓你決定全職回國？

張國捷：

之所以回國，最重要的是國內越來越注重基礎研究、國際合作和國際競爭，也開始鼓勵開展學科交叉研究。

雖然我所從事的演化生物學領域在國內近幾年也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但演化生物學作為生命科學領域的根基，仍未獲得與其重要性相匹配的重視度。

許多生物學的同行對這一領域也存在固有的偏見，認為是一門過時的學科，同時在高校的教學培訓里也較少開設這門基礎課程，學生沒有機會獲得系統訓練。我希望回到國內后，對這一學科的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中國科學報》：你為什么選擇加入浙江大學？在這里，你希望做些什么？

張國捷：

浙江大學對演化生物學展現出很大的興趣，學校也很重視這一學科的布局，將在這里成立一個新的生命演化研究中心。我們希望能借此開展系統性的教學和科研訓練，培養一批優秀的學生，同時吸引不同方向的優秀人才加入，開展交叉性的合作研究，帶動國內和亞太地區演化生物學領域的發展。

《中國科學報》：據了解，此前你在丹麥申請的項目經費已經能夠支撐多年的研究。如今“重頭再來”，是否在經費支持上有些落差？

張國捷：

其實2020年，我剛在丹麥成立了一個生物多樣性基因組學研究中心，獲得了充足的經費，能保證未來10年甚至20年的長期發展。確定回國后，我也才解散了這一中心。

丹麥的經費系統有個理念，對優秀的團隊給予長期的保障性支持，從而鼓勵科研人員開展更具開創性和挑戰性的研究。這幾年我國的科研經費系統正在不斷改革，我相信未來會朝著國際化的方向，越來越好。

怎樣規劃科研生涯

《中國科學報》：你的團隊在國際知名期刊發表了200余篇文章，數十篇發表于Nature、Cell、Science，尤其是在半年的時間發表了6篇Nature和Cell，其中有3篇封面文章。如此高產頂刊論文，是否有一些科研規劃？

張國捷：

雖然科研項目可以規劃，但結果發表在哪里是無法規劃的，因為我們沒法確定會得到怎樣的結果。另外我們也并不是為了要在某個雜志發表文章才開展工作，而是因為所研究問題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大部分的科研項目需要長久積累，完成一個項目往往需要三四年甚至更久。當然也不乏在有長期積累后，臨時迸發出一個想法，可以在幾個月攻關完成，但這樣的狀態可遇不可求，需要積淀和對學科發展的敏銳度。

如果你正好從事一個較新的領域，或者一個領域的初期發展階段，成果產出可能會相對快一些。但不管怎樣，最重要的是，你能否看到自己所從事的領域最重要的問題是什么，你能否較早提出解決方案。

《中國科學報》：當初為何選擇去丹麥訪學，而不是美國或其他國家？

張國捷：

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相對于美國而言，歐洲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和博物學研究、演化生物學的傳統，更注重基礎教育和研究，研究方向更具多樣性，不僅能接觸到不同學科最頂尖的課題組，也能接觸到不同風格類型的學者。在歐洲開設獨立課題組時，也更容易招募到不同領域的優秀學生開展交叉研究。

另一個是個人興趣。我當時正在組織一個全球鳥類研究項目，丹麥正好有一座400多年歷史的自然歷史博物館，擁有全球60%的鳥類物種標本。后來這個博物館就在我辦公室隔壁，為我開展工作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另外我從小喜歡螞蟻，博士階段就開始做螞蟻相關研究，當時哥本哈根大學正好有一個社會行為演化研究中心，所以選擇加入了那個團隊。

《中國科學報》：你是哥本哈根大學歷史上首位華人正教授。在哥本哈根大學，一路從助理教授晉升正教授，對于華人學者是否更難？當時的競爭有多激烈？

張國捷：

我不覺得對于華人學者或者外籍學者更難。丹麥整體是一個比較開放的國家，哥本哈根大學國際化程度很高，有許多來自國外的教職人員。

2010年之前，哥本哈根大學的評估體系更類似德國，一般一個領域只有一個正教授，只有等教授退休了，年輕的副教授才能獲得晉升機會。但近幾年哥本哈根大學開始推廣tenure-track（終身制）系統，我很榮幸，有機會應聘當時學校第一個開設的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終身制助理教授）崗位。后來我才知道，有一百多人申請這個崗位。

助理教授每年都有機會提交申請終身職位考核。學校會組織校內校外的同行評審，主要依據申請人在研究領域的貢獻、學生培養和教學、競爭性經費獲得，以及對學校學科發展貢獻角度來綜合評價。

由于一個研究方向只有一個終身職位，一旦給了終身位置，意味著學校要給予永久的投入支持，這位研究者以后就代表了學校在這個領域的地位，也不會有其他資源重復投給同領域的其他人。所以考核會非常嚴格，避免選錯人，造成資源浪費。

《中國科學報》：你迄今的科研履歷看起來堪稱“完美”，那么，你遇到過科研低谷嗎？

張國捷：

我電腦里有兩個文件夾，一個是完成的項目，一個是失敗的項目。失敗的項目比完成的多，科研過程多數情況實際上是一個試錯的過程。

但是科研也有技巧。同樣的數據，你可以從不同角度來分析解釋，不同學術背景的人對同一數據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有些時候，換個角度思考所獲得的結果，也許就能寫出完全不一樣的故事。對整個數據的理解不到位，最終可能導致只能發表在比較一般水平的雜志。這就比較可惜。

我還沒有感受到低谷的存在，也許有，但也許事后變得風輕云淡忘記了。工作過程中不可能一切都如設想的完美，但是即使不如意的實驗結果也能為后續研究提供一些啟示。

如何做科研

《中國科學報》：你什么時候形成了自己相對系統的科研思維？

張國捷：

可能是博士和博士后階段。博士階段時，這個領域剛起步，研究方向還是比較新的，可以說是無章可循。最重要的是要找準問題，帶著問題去組織實驗，然后分析數據。

博后階段開始自己申請基金。需要說服別人給予資助的時候，就更需要系統地思考自己的研究在領域里所處的位置，領域里最重要的問題，最前沿的手段，和你的合作者在哪里。

《中國科學報》：你是如何選擇導師的？他們教會了你什么？

張國捷：

學術界有這樣一種現象，導師對學生好的話，這些學生將來也會對自己以后的學生很好，會形成良性循環。

我博士和博士后階段都很幸運遇到了很好的導師。我首先比較看重導師的工作和自己的興趣是否一致，另外思維是否比較開放，對學生是否投入精力，關鍵性格上還要合得來。

在哥本哈根大學工作時，我也有幸遇到很多不同類型的合作者。有“老學究”風格的，一輩子只做一個小領域，但對整個領域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也有甘做“冷板凳”的，可能有一半的時間都在野外，一輩子也發不了多少文章，但開展了非常基礎重要的工作；也有成果經常上頭版頭條，組織大團隊，經常上電視的“學術明星”。他們做研究、帶領團隊風格迥異，對我的影響都很大。

《中國科學報》：作為導師，你是怎樣教育和激發學生的？

張國捷：

我很鼓勵學生主動探索，互相合作。一開始，我會給學生一個大的方向，但往哪方面走，具體回答什么問題，還是靠學生自己摸索。如果一段時間后結果不太理想，我再幫助具體分析。每個學生的性格和能力不一樣，但我會鼓勵交叉互補，不同背景的人形成團隊一起討論攻關項目。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哪些科研習慣和思維，對學生是不利的？

張國捷：

我不建議學生完全照搬別人做過的工作，做重復性研究。可能一開始照著別人發表的工作做下去，會覺得有安全感，也不會出錯，但按這樣的思路走下去，不僅得不到完整的訓練，也很難做出獨特的貢獻。

另外我建議學生努力，但不要“拼命”做科研，有些學生經常凌晨兩三點還在做東西，這并不是“高效”利用時間，得不償失。

《中國科學報》：你對青年科研人員，有哪些建議？

張國捷：

對于剛起步的科研人員，如果學科允許，我建議多參與國際合作，特別是一些大的國際項目，你能借此了解領域里最重要的問題、最新的技術和發展，同時也讓別人快速了解你的工作，找到潛在的合作者。

另外就是不要忙的沒時間看文章。即便跟自己研究領域沒有直接關系的文章也要看，有助于拓展思路，了解更大范圍的同行。

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多參加國際會議，最好是爭取作報告。很多人認為申請報告是學生的事，只作受邀的報告。但在起步階段，多與同行交流很重要，這是很好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