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近5年，共有746人入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分布在148所高校。北京大學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人數最多，達到55人，比排名第二的清華大學多出14人。

而在不久前，2019年度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建議資助項目申請人名單公布。根據名單，不少媒體、自媒體按入選人數多少，給高校排序，據稱，入選國家杰青人數最多的高校是北京大學，有22人。其次是清華大學，有14人，復旦大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各有11人，并列排名第3，浙江大學10人入選排名第5。

看到這樣根據“長江學者”人數、“杰青”人數，對高校的“排行”，筆者不由感慨，我國社會何時才能擺脫“唯帽子論”？學術評價“頭銜化”、“帽子化”只會導致學術研究追名逐利，不論是高校還是社會，都應該關注入選、被資助的學者，怎樣進行研究，而不是把入選人才計劃、獲得資助項目，就作為人才的榮譽與學校的人才建設政績。

去年6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專門發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關于避免人才項目異化使用的公開信》指出，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優秀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等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人才項目，在有的單位、部門和地方被異化為“頭銜”和“榮譽”并與各種待遇直接掛鉤，干擾了人才的培養和成長。并明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人才項目資助項目負責人開展基礎研究工作，要在一定期限內完成相應的科研任務，不是榮譽稱號。

去年11月，根據《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中科院、工程院關于開展清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要求，教育部辦公廳下發通知，決定在各有關高校開展“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清理。

然而，一邊是要清理“帽子”，另一邊卻依舊是群體無意識地把入選人才計劃，當做榮益、頭銜。怎么突破這一困境？

首先，我國社會輿論必須破除功利的教育觀和人才觀。社會對高校辦學的評價，對高校辦學的走向是有很大影響的。比如，對于我國大學近年來重學術研究、輕視人才培養的問題，關注大學人才培養質量者，呼吁大學不要成為“論文中的大學”和“排行榜中的大學”，國家也在采取措施，推進大學重視本科教育，以及做踏踏實實的學術研究，然而，還是有很多媒體，盯著大學的排名變化，進行炒作，比如，去年北大清華在某世界大學排行榜的排名下降，就炒作為“斷崖式下跌”。這不就是盯著排行榜辦學嗎？

類似的矛盾現象還有很多，諸如一邊質疑學校熱衷把學院更名為大學，是追名逐利，一邊卻大聲贊美大學更名成功，是上水平上層次；一邊質疑地方本科院校不安于定位，追求高大全，一邊又把地方本科院校轉型進行職業教育，解讀為“降格”。在這種矛盾的輿論聲音中，重視輿論和所謂社會評價的大學，最現實的選擇，就是繼續功利辦學。

其次，從根本上說，輿論的影響還是其次，目前把入選人才計劃、獲得項目，視為榮譽、頭銜的深層次原因，這是行政評價、行政評審，入選計劃、獲得項目代表對人才的認可，因此，就被異化為榮譽、貼上標簽。與發達國家學者申請資助項目，重視的研究成果不同，我國則存在“重立項、輕研究”的問題。只要立項成功，就已經功成名就，誰還認真投入研究？研究接下來就變為包裝成果，隨后再以上次入選計劃、包裝出來的成果，再去申請新項目。形成申請項目、立項獲得身份、包裝成果、再申請項目的學術利益鏈。尤其荒謬的是，項目資助周期結束后，按理說，就不再是XX資助項目獲得者，可是，只要入選一次，就被貼上永久的標簽，上個世紀90年代獲得“長江學者”獎勵資助的學者，到現在還是“長江學者”，享有特殊的津貼，當前高校“搶人才”，搶的就是貼上標簽的“帽子人才”。“帽子滿天飛”，這對我國的學術研究、學術人才培養有多大好處？

破除“唯帽子論”，必須改革學術評價體系。歸根到底，要建立學術共同體，對人才進行專業的同行評價，重視人才真實的能力與貢獻。去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建立以同行評價為基礎的業內評價機制，注重引入市場評價和社會評價，發揮多元評價主體作用。基礎研究人才以同行學術評價為主，加強國際同行評價。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人才突出市場評價，由用戶、市場和專家等相關第三方評價。這指出了人才評價改革的方向，必須認真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