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機器之心

近日，復旦大學的研究者在Nature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指出了國內學術界的一些學術不端現狀，并分析了這一痼疾的根源所在及可能的解決方案。在學術抄襲、造假丑聞不斷的今天，這篇文章或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借鑒。

今年春節期間，北京電影學院博士研究生、演員翟天臨被曝出學術不端。經過查證，他的博士論文復制比率極高，存在嚴重的抄襲行為，根本不具備申請博士學位的資格，這一事件引發了廣泛關注。之后，其導師也被曝出學術不端。

前不久，前斯坦福大學助理研究員 Elisabeth Bik 在 PubPeer 網站公開指出以現任南開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曹雪濤為通訊作者、共同通訊作者或合作者的多篇論文涉嫌「圖像不當復制」問題（inappropriate duplications in figures）。截至目前，這一指控是否成立還沒有定論。據《Nature》報道，《Science》、《Nature Communications》、《Cardiovascular Research》和《Molecular Immunology》四家著名期刊已經就此展開調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近日，一份「舉報信」的截圖流出，內容為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實名舉報三人學術論文造假，一時引起熱議。隨后，饒毅本人回復「沒有發出，有過草稿」。事件相關機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表示事件正在調查核實。目前尚未得知最終結果。

盡管上述事件有些并未塵埃落定，被指控的也不一定是真實的，但有一件事卻是肯定的：一定還有很多的學術不端行為至今仍未被揭開。

當科研成果數量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整個社會打擊學術不端能力的增長速度，是時候拿出一些解決方案了。

近日，Nature刊登了一篇來自復旦大學研究者的評論文章，指出了國內學術不端現象的嚴重程度并分析了其中的種種原因。文章的最后還給出了一些改善這一現象的建議。

以下是文章的整體內容：

四百萬名中國科研人員正在影響著全球學術界，這個數字比任何國家都要多。

據統計，2008 年，中國在 Web of Science 上的論文收錄數量已經超過了英國，排名世界第二。

到了 2018 年，中國的論文發表數量已經達到了 41.2 萬篇。

但這些成果中也有很多不好的成分：比如偽造同行評審，或者論文中存在欺詐性內容。調查表明，截至 2017 年，中國貢獻的科研文章數量占到全球的 8.2%，但撤銷的論文數卻占到了全球的 24.2%。

一項針對 2017 中國研究概況的數據統計。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都見證過許多虛假同行評審、圖像篡改、著作權交易的故事，涉及人員不乏一些學界知名的人物。

這些問題引起了政府和學術機構的共同關注，一年多以來已經有多項有力措施陸續出臺：

2018 年 5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要求科技部、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依法依規研究制定統一的調查處理規則。

同年 11 月，41 個部門印發《關于對科研領域相關失信責任主體實施聯合懲戒的合作備忘錄》的通知。

「備忘錄」中的懲罰條款有輕有重，包括「依法撤銷國家科學技術獎獎勵，追回獎金、證書」、「按程序及時撤銷相關榮譽稱號，取消參加評優評先資格」、「暫停或取消國家科學技術獎提名人資格」等措施。

今年 6 月，政府也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

為了更好地描述關于中國學術界所存在的的學術不端行為狀況，復旦大學的研究團隊對全球撤資數據以及已撤銷的國家撥款和申請進行了研究，同時在網上對一些利益相關的中國研究人員進行了調查和訪談。

為什么中國的學術不端那么難管？

「學術不端」難以定義

中國的學術不端之所以難以監管，「定義模糊」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學科背景、時代背景下，人們對于學術不端的定義都是有分歧的。

例如，在國內的教科書中，在沒有適當引用說明的情況下重復利用某些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

在 1999 年之前，人們并不認為重復發表或者用中文和英文各發一次有什么不合適。超過 20% 的受訪者認為重復發表和自我剽竊在自己的領域很常見。而在國際學術界，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學術不端。

這讓中國的學術界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如果不處罰這種不當行為，學術界容下了更多類似行為，從而滋生更多的學術不端和重復犯錯，進而浪費國家資金、玷污國家榮譽，并腐蝕人們對于科學研究的信任度。如此一來，中國的學者想要與其他國家的學者開展合作將變得非常困難。

但如果按照國際標準嚴查學術不端，就會發現學界的很多常規操作其實都是不規范的。制定根本行不通的高標準就會讓不遵守規則成為一種常態。

調查代價高、難以防范

通常來講，管理學術不端有兩種策略：「巡邏式」和「報警式」。與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也采取了這兩種策略。

知網查重等屬于屬于「巡邏式」策略，通過數據庫等技術來檢查剽竊。此外，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NSFC）也一直在審查可能存在的剽竊行為。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NSSFC）更是針對其資助的項目發起了系統性清理工作，叫停了那些在 deadline 之后還未完成的研究（通常是拿到基金資助的 6 年之后）。

社科基金的這一舉動使得 2002 年到 2005 年間 5035 個資助項目中的 302 個被叫停。被叫停的項目數量從 2002 年的 60 個上升到 2005 年的 99 個。但自從 2012 年清理實施以來，這一數字大幅降低。

這種「巡邏式」策略可以阻止某些學術不端行為，特別是在授予學位或接收論文之前。但這種策略對軟件和基礎設施要求高，因此實行起來代價高昂。相比之下，「報警式」策略似乎更加常見。

中國的學術機構和大學常常等到媒體、被冤枉的人或舉報人聯系后才采取行動，而且他們最關注的是登上新聞頭條的學術不端事件。

這種做法在短期內可能非常有效。2017 年，中國學者發表在《Tumor Biology》上的 107 篇論文因同行評審造假被撤回，調查工作在四個月內完成。超過 100 人受到處罰，社科基金資助的 40 個項目被取消。

但這種「報警式」策略也有局限。它的調查是有選擇性和不確定性的，而且只能查出過去的不端行為，對防范未來的行為沒有什么作用。

學校、發現者袖手旁觀

無論對于哪個國家來說，管理學術不端都是一個很大的負擔。這種權力被授予研究者所在的大學或科研院所。

但問題在于，由于擔心名譽受損或失去科研基金，這些組織通常不愿意調查被曝出的學術不端行為。

他們只有在收到舉報之后才會做出回應。但舉報人要承受很大的職業和個人風險。在 2017 年針對中國學者的一份調查中，超過一半在過去三年發現過學術不端行為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多人合著增多，責任劃分不明確

隨著專業化和全球化的發展，研究中的團隊合作也變得越發普遍，但這也給論文的責任和榮譽分配造成了困難。

每個作者都該為整篇論文負責還是只負責自己的那部分？通訊作者是否應該為他人的學術不端承擔大部分責任？盡管越來越多的期刊要求對每位作者的貢獻進行詳細描述，但要找出一份合著工作的具體負責人還是很困難，尤其是那些之前沒有說明每個人具體貢獻的工作。

導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也為這一問題增加了新的麻煩。在國內，如果發現某位博士生有不端行為，他們的導師也要跟著受罰。在最近的一樁學術丑聞中，一些博士生被剝奪博士學位，他們的導師也被降級并被禁止招收博士生。另外一種情況就是學生被推出來受罰，但應該為學術不斷負責的導師卻毫發無損。

一些人認為，讓整個團隊都為研究負責會減少學術不端并避免「替罪羊」現象，但其他人表示這種轉移責任的做法并不公平。

解決方案

分析了這么多原因，歸根結底還是要解決問題。要減少國內的學術不端行為，我們應該采取那些措施？對此，作者在文中提出了幾點建議。

拳頭要硬

中國科研界要在學術誠信守則上達成共識，對不端行為進行定義并規定制裁措施。中國的科研人員流動性越來越高，資金來源也越來越多樣化，因此這個守則需要所有人共同遵守，包括研究人員、管理者、學術期刊的編輯以及資助人員。

懲罰機制要切中要害，打擊最惡劣的行徑：偽造、剽竊和虛假評審。研究人員過去會因自己的學術不端行為受到警示，但當共同守則落定后，將會面臨很嚴格的處罰。以前那些未納入懲戒范圍的輕度學術不端行為之后應該受到法則的約束。

制度化

在科技部和社科院的牽頭下，必須要在科研機構中建立起誠信制度。社科院也應像科技部一樣設立部門來監督學術不端行為，兩家機構應促進所有相關者的交流并協調各方意見，以制定和國際規范兼容的可行性規則。

透明化很關鍵。資助機構應該在相關人才計劃中公布獲獎者的過往成就和所承諾的研究成果，讓公眾去評審，以防欺詐和虛假宣傳。

中國的學術出版機構也可以提供一些手段。此前中文期刊通常只是從期刊和 CNKI 數據庫中刪除某篇文章，但此后也許應該和大部分西方期刊一樣，將某篇撤回的文章明確標記為「已撤回」，并且應該分享「黑名單」。

在正確的支持下，大學和研究機構最適合進行學術不端行為的調查，當然這也需要科技部和社科院等類似單位的協助。相關措施可以包括任命「獨立監察員」，以保護舉報人和被指控不當行為的當事人，比如可以制定防網絡欺凌和貪污運動的對策。此外，每所大學都應聘請專業的首席誠信官，而不是讓本校教師充當「志愿者」，應直接向副校長報告。

激勵

行政機構必須將各種支持政策與大學是否積極調查學術不端聯系在一起。機構還可以搭建與一些研究者定期溝通的開放性渠道，以此促進改革的落地，也促進大家的互相學習。

教育

想要建立一個健康良好的學術氛圍，不能僅靠對學術不端行為的審查，要加強這方面的教育。現在，已經有許多中國大學要求研究生們修讀關于學術責任的課程。大約四分之三的調查受訪者表示，他們接受過科研道德和誠信方面的培訓。例如，在上海復旦大學讀博的學生必須參加強制性的道德測驗。只有通過的人才能繼續下一階段的課程。

研究

其實還可以進行比較研究，比如哪種結構類型的制度更能促進守信，如何進行觀點教育能夠影響最深遠。比較研究可以引入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這些國家在打擊學術不端行為和培養誠信方面比較有經驗。

例如，在研究人員、資助機構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努力下，丹麥于 2014 年通過了一項新的行為準則，以確保科研誠信；荷蘭在 2018 年也效仿了這一做法；印度在打擊剽竊方面的一些實踐也適用于中國；美國一直以來在研究評估中「強調質量而不是數量」的做法也值得借鑒。

今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對關于研究誠信和道德的提案進行公開征集，目前尚不清楚將來是否會提供此類資助。

對于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的目標來說，學術不端行為必須得到糾正、處理和懲戒。現在預測改革可能帶來的變化還為時過早，但政府已經表明了行動的決心。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我們可能還會看到更多學術不端的調查，因為之后會有更加嚴密的審查。提高中國學者的研究實踐將促進各地的創新和發展。

參考文獻：

《Nature》原文：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3613-1

《關于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干意見》：http://www.gov.cn/xinwen/2018-05/30/content_5294938.htm

《關于對科研領域相關失信責任主體實施聯合懲戒的合作備忘錄》的通知：http://www.gov.cn/xinwen/2018-11/09/content_5338654.htm

南開大學校長事件最新進展：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3599-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