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起博士自殺事件在學術圈引發眾多討論。據美國佛羅里達州當地的報道,2019年6月13日,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博士研究生 Huixiang Chen(陳慧祥)自縊身亡,其生前所留信息顯示其曾受困于導師的學術不端行為。
盡管導致陳慧祥離開的具體原因還在調查之中,但學術不端對于身處科研一線的研究生們帶來的傷害是顯而易見的。
統計了中國 “C9高校”(中國首個頂尖高校間的高校聯盟)在預防與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的制度建設現狀,結果顯示:八所院校在官網上公示了相應文件;哈爾濱工業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三所高校沒有公示專門的崗位或專人的聯系方式,如郵箱、電話、辦公地址等渠道。
相關專家表示,中國科研在科研倫理上并未達成共識,預防學術不端,減少學術不端所帶來的傷害,不僅需要制度建設,更需要人的執行。
1導師學術不端,讓學生進退兩難
6月29日,Medium 網站的一個帖子顯示,陳慧祥生前曾發給實驗室成員一封信,稱其生前提交的一篇論文被接收,但后期的實驗顯示論文設計和結論存在問題,因此希望撤稿,但其導師拒絕撤稿,反而要求在定稿日前完成論文。這封信暗示,導師曾逼迫陳數據造假。[1]
隨后的7月3日,佛羅里達大學發布聲明稱,陳慧祥自殺身亡前所留信息透露其導師可能存在學術不端的行為,校方正在對此進行調查。[2]
在社交媒體平臺,一些網友表示,他們也在讀博過程中遇到導師的學術不端行為,在向學校舉報后更換了導師。
然而選擇這條路并不容易。一些高校在讀的碩博士生表示,為了畢業忍耐的心態在學生中頗為普遍,而更換導師的做法在實際情況中很難實現。另一名接受《知識分子》采訪的博士生表示,學校里學閥型導師基本都有勢力,一般的老師也沒機會,即便提出換導師,其他老師出于不愿得罪的心態也不會出手接收。
徐舟(化名)是國內某知名高校的物理系在讀博士生,他在第一時間關注了陳慧祥事件。
他告訴《知識分子》,他所在的專業也聽過同學因為類似原因跳樓,就是覺得沒有退路了。“大部分學生忍著發出來也就罷了,畢業就不管了,”但是,“(學術造假后)勉強畢業也很難受,一直心里難受。”
研究生群體,尤其是博士研究生,因為學術壓力和其他方面的挑戰,很多受到心理健康問題的困擾。2018年3月,《自然·生物技術》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研究生教育中存在心理健康危機,抑郁和焦慮的研究生、博士生比率比一般人群高6倍以上。從調查的26個國家及院校的2279名學生數據樣本表明,41% 的學生測試得分是中度至重度焦慮,39% 的學生測試得分在中度至重度抑郁。[3]
對于抑郁和焦慮高發的博士生來說,學術不端極有可能成為壓垮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
2中國高校學術誠信建設還需完善
“中國現在處于一個學術快速發展的階段,泡沫也在形成。” 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員熊慶年坦言,學術資本主義的橫行已經是不爭的客觀事實,在高等教育更多地通過市場化的方式運作、調節、配置資源的情況下,學術變得越來越像一門生意,科研人員追逐功利的情況也越來越嚴重,“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超越底線,這就成為一個道德問題了”。
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張端鴻表示,目前中國學術界同行評價的體系,還沒有真正成熟地建立起來。整個的學術誠信,存在一些局部的問題。 “學術倫理缺乏共識,最基本的學術倫理應當是教師之間有共識,研究生群體跟教師也有共識。……但是現在基本的學術倫理是缺乏共識的,會存在理解的差異性。” 張端鴻告訴《知識分子》。
2016年6月,教育部發布《高等學校預防與處理學術不端行為方法》(下稱《方法》),其中規定,學術不端行為包括剽竊、抄襲、侵占他人學術成果;篡改他人研究成果;偽造科研或者捏造事實、編造虛假研究成果;不當署名;提供虛假學術信息;買賣論文或不符合高等學校或者有關學術組織、相關科研管理機構制定的規則的七種類型。[5]
該《方法》明確指出,高等院校應當明確具體部門、專門受理社會組織。有條件的,可以設立專門崗位或者指定專人,負責學術誠信和不端行為舉報相關事宜的咨詢、受理、調查等工作。
《知識分子》通過對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南京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九校聯盟所在院校的制度規范查詢發現,九所高校都成立了校學術委員會等相關名稱的機構,但在設立專崗專人方面有待完善。
除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外,其他八所院校校園官網上均可查到處理高校教師、科研人員學術不端行為的相關文件。各高校出臺的流程基本是:舉報——受理——立案——調查——認定——處理。
其中,哈爾濱工業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官網上沒有公示專門的崗位或專人的聯系方式,如郵箱、電話、辦公地址等渠道。
由于上述高校屬于國內的研究型大學,在高層次人才培養和科技研發方面影響較大。因此在學術科研規范和處理學術不端的問題上,其相關制度建設需要更加成熟和完善。此外,研究型高校在校研究生數量與本科生數量相當,甚至研究生所占比重更大,因此直接接觸科研活動的在校學生更多。
與此同時,在針對學術不端行為的認定上,不同高校之間也有所區別。抄襲、剽竊、偽造、篡改、不當署名等行為在文件中高頻出現,但是如禁止重復發表、不遵守學術倫理、采用不正當手段干擾和妨礙他人研究活動等一些行為僅在個別高校文件中有明確出現。
國內有學者對38所 “985工程” 大學研究生學術不端行為治理的制度進行過文本分析,其關注對象為高校研究生,發現學術不端問題治理仍需要進一步完善,如學術不端行為在 “內容表述不一,認定與懲罰標準失衡”,缺乏統一合理的認定標準;主動治理意識不足;重事后處理,輕事前預防等情況。[4]
另外,各個學校當前發展程度不同,高校在有些地方確實還不太完善,需要進一步加強制度供給。“制度要靠人來執行,光靠制度也不行,” 熊慶年補充道。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調查方式有限,若有遺漏某所學校的信息或其他方面的錯誤,歡迎讀者指證。
3“學會保護自己,但是不能超越底線去造假”
如果導師確實存在學術不端行為,學生應如何應對呢?
2011年美國心理協會(APA)網站的一篇文章指出,當你懷疑導師或者研究主管學術失范,首先要做的是審查證據,在了解和明確學術不端行為的定義基礎上,記錄和保存好談話內容、往來郵件等幫助形成結論的證據。[6]
該文還引用了弗吉尼亞大學心理學研究生部主任 Brian Nosek 的觀點,他鼓勵學生可以嘗試直接與懷疑違反學術規范的研究人員進行交流,跟對方就研究內容和操作有更多交流和解釋。
張端鴻指出,學生應當尋求身邊的支持。面對困惑,首先要 “及時跟身邊的朋友、輔導員、信得過的老師分享,聽取他們的意見,以獲得更多支持”。其次,堅持對事不對人的原則,理解處理這樣的事情,并非對個人有情感上的意見,是因為對方在這件事情上處理得不恰當,“捍衛和守衛的是學術倫理的底線”。
他也坦言,中國的導師與研究生之間的關系,存在著這樣一種錯誤認識:“我們國家的博士生培養體系形態,博士生跟導師之間好像是存在著匹配關系,那么你只能參與我的課題,你參與別人的課題的話,必須征得我的同意。張端鴻說,”學術不應該有這樣一種門戶之見。“熊慶年認為,學校或教職工面對學術不端,息事寧人、低頭等方式處理問題并非最佳選項。”學術資本主義的發展,客觀給我們的生態環境帶來了問題。所以我們要正視這一點,正如我們不能拔著自己頭發離開地球一樣,你想離開這個環境,你不可能的。“ 熊慶年說。
而對于學生,他給出了三條建議。第一,有一個強大的心理;第二,能夠智慧地對待這個事情,懂得周旋和溝通;第三,要有自己的底線,學會保護自己,但是不能超越底線去造假。
參考資料:
[1] https://medium.com/@huixiangvoice/the-hidden-story-behind-the-suicide-phd-candidate-huixiang-chen-236cd39f79d3
[2]http://statements.ufl.edu/statements/2019/july/university-statement-regarding-student-death.html
[3] Nature Biotechnology volume 36, pages 282–284 (2018)
[4] 李祥王路路:研究生學術不端行為治理的制度構建與完善——基于985工程大學文本分析,《研究生教育研究》2019年第3期[5]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607/t20160718_272156.html[6] https://www.apa.org/monitor/2011/07-08/graduate-mis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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